[2005-12-11] 專題： 台灣公娼血與淚(第一五七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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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麥琛

　儘管娼妓在亞洲大部份地方都不是合法職業，但在貧窮、罪惡、疾病和毒品的暗影下，以之為生的婦女多不勝數。將近半個世紀，台灣省台北市的公娼在持牌妓院內可合法「執業」，並與其他職業一樣受法律保障。

　1997年，台北市政府推行娼妓刑事化，收回妓院牌照。以此之後，活躍於社會運動的王芳萍，帶領因新法規而失業或被迫轉戰地下的一批性工作者，進行大規模街頭抗爭，並成功換來了為期兩年的寬限期。她的工作沒有因而結束，最近她對法新社記者說，除非政府重新賦與這個歷史悠久的職業應有的法定地位，否則抗爭不會停止。

　穿過台北市大同區一條陰暗狹窄的街道，進入一所了無特色的公寓。然而，望見室內掛滿海報及照片，展示著一個又一個露出酥胸玉腿的女性，頓時發現這裡不像是一般民居。

　若果時光倒流二十年，照片內的女人就是在這條街上的眾多妓院內，公開接待客人。這個紅燈區在1956至1997年間曾在法例許可下盛極一時，每十五分鐘服務盛惠一千圓新台幣（約港幣二百三十圓）。

　今天，這個位於大同區歸綏街的公寓單位，是王芳萍的辦事處。她是台灣島內最拼命為性工作者爭取權益的社運工作者，為此發動遊行示威、與政客周旋，甚至計劃步入政界。

立法杜不絕

　「性工作者被社會打上烙印，是社會的代罪羔羊，受盡不公平對待。我希望娼妓合法化可以扭轉這種不公平現象。」這番宣言，王芳萍幾年間不斷重覆演說。今天，她又對法新社記者申訴。

　1997年娼妓刑事化後，歸綏街的妓院立時結業，但不代表相關工作會隨之消失。王芳萍說，這門大生意在台灣每年收入超過一兆圓新台幣（約為台灣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一，即二千三百億港幣），法例不可能杜絕賣淫，而是把之驅往地下。

　在台灣部份地方，娼妓仍然合法，但不知是否因為台北取締娼妓的寒蟬效應，持牌妓院已日漸減少，現時在約八個縣內只餘不足一百家。

　雖然現在全心全力爭取娼妓權益，王芳萍內心亦曾有過一番爭扎。1997年，當時的台北市市長陳水扁提出以取締娼妓打壓黃色事業。王芳萍當時是一名工運領袖，看見約百名公娼在法例通過前夕遊行到市議會門外抗議，就嘖嘖稱奇：「我看著電視，疑惑不解──為甚麼她們要抗爭？為甚麼不乾脆『從良』？」於是，她開始與娼妓接觸，聆聽她們的故事。

「為什麼要迫她們失業﹖」

　「她們告訴我，娼妓是她們自願投身的行業，是她們的專業。」當時，政府與婦女團體都堅持娼妓是受欺壓的一群，刑事化能拯救她們於水深火熱。王芳萍的理解卻是，大部份娼妓都是離婚婦人或寡婦，沒有任何謀生技能，卻有沉重家庭負擔。「她們沒有偷，沒有搶，自力更生，不以之為恥。可是，人們強迫她們失業，然後說她們被救贖──就像打跛她們雙腿來拯救她們。」說著，王芳萍喉頭震出憤怒。

　由於生計被奪，一些娼妓開始街頭抗爭，立春就是一名這樣的鬥士。「飯碗忽然打破，我們極為憤怒，不能接受；我們有孩子要養，有欠債要還。」她訴說刑事化如何摧殘她的生活。「從前我們受法律保障，在持牌妓院裡有權拒絕接客。現在的流鶯遇著尋歡不付款的人，由於再無法律保護，就如啞子吃黃蓮。」

　在公娼合法的日子，年滿廿歲的妙齡少女，在父母同意下，可憑衛生證明向台北市警察局申請娼牌。每次十五鐘的專業服務收費八百至一千圓新台幣，妓女妓院三七分賬。若來賓拒絕使用安全套，從業員可拒絕提供服務。

　在陳水扁宣布新法後，王芳萍領導業界，在一年半內發動百多次遊行，迫得新任市長馬英九同意給予兩年寬限期，讓妓女在轉營期間仍有生計可依。2001年，紅燈區正式成為歷史，或著說，正式搬進了地下。

　王芳萍並沒有因此放棄抗爭，她與幾名志同道合者，創立了「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為推動娼妓再合法化而努力。「誰都知道，這是一門永不休止的生意，根本無法杜絕，政府應該面對現實，設法管理。」刑事化只是逃避問題，對誰都沒有好處。「現在性工作者被驅到地下，成為社會邊緣人，永不翻身。」

換個招牌再營業

　在大同與萬花區，表面看來已不再是紅燈區，實際上仍是很多性工作者的居所與工作間，只是換了個招牌，掛上「茶室」、「按摩廳」、「夜總會」等名號。根據內政部警政署資料，2004年共有2,237名非台灣人因賣淫被捕，判處三個月有期徒刑或罰款最高三萬圓新台幣。當局沒有提供有關本地人賣淫被捕的數字。

　王芳萍主張，由政府監管的合法性工業，不但能保護性工作者，也能杜絕販賣人口及未成年賣淫。「你看荷蘭、澳洲、德國，就明白性工業可被有效規管。台灣的政客都清楚知道黃色事業活躍於地下，但偽善的他們卻不敢正視問題。」

　為了喚起公眾關心，王芳萍去年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立法委員選舉。她能動用的競選費用只有六千圓新台幣，所以勝出機會渺茫，但她仍不放棄這個能夠促使立法的媒介。包含立春在內的六名性工作者組成助選團，濃妝豔抹在街上又唱又跳地拉票。

　「儘管可能是徒勞，總比坐著等人打救有用；我們以此為手段，訴說我們的故事。勝敗不是重點，無論是取得二十張還是二百張票，都代表有人支持我們，我們亦以此團結支持者。」最終，王芳萍取得583張票。這已是她第二次參選，首次是在2002年的市議會選舉，當時她得票829張。此外，她還嘗試搞國際串連，透過論壇、紀錄片、圖片展等，吸引國際輿論。

投身工會為理想

　有著一張娃娃臉，卅九歲王芳萍的外表讓人難以聯想她已是一名擁有十六年經驗的社運舵手。大學時代正值1986年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取消戒嚴、解除報禁，社會瀰漫一股生氣勃勃的變革風，使得她放棄作為教師的夢想，畢業後投身工會。「我不是為錢，而是看見社會諸多不公，我想我能改變。」

　為了向她的藍領伙伴證明她不是那些無知天真的清純學生，她隻身赴工廠打工八個月。「焊接集成電路時經常燙傷雙手，使我汗淚齊流；那股化學物品的氣味令人作嘔。」

　王芳萍說，選擇爭取勞工權益確有著個人原因。出身南部屏東縣，父親在自己兩歲時過世，母親為此奔波。「她最終以再婚來養活兩個孩子，儘管婚姻不能帶來幸福，卻是無可奈何。」母親的經歷使她更能體會娼妓的苦況。「娼妓與再婚有相通之處──她們若不忍受這個烙印，就無法養活孩子。」

失業成末路

　妓院結業後，一些妓女未能成功轉業。她們有些選擇自殺，有些則轉戰地下。百蘭是其中一名不幸者，她因酗酒導致腦受損，現受王芳萍及其同事的照顧。「百蘭失業後極度沮喪，開始無節制飲酒。她試過在路邊當小販，但是生意不佳。從前在持牌妓院工作時，收入穩定，是好端端的一個人……」王芳萍說。

　立春現在是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的幹事。她說如果不是王芳萍，沒有人會關心失業公娼的困境。「若非有像她這樣的年青人勇敢站出來替我們說話，我們根本無人理睬。她原本可以當名快樂教師，享受富足而穩定的收入，但她卻站在這裡和我們一起，沒有任何報酬。」

　社運的確並非吸引人的工作，還會讓身邊親人憂心。「母親常擔心我遊行示威時，會被推撞受傷。她也希望我結婚生子，就像大多數女人一樣。」種種壓力，使王芳萍也有絕望時候。「我們缺少經費，目標難以實現。我有想過放棄，但我不能。每當想到她們處境，我就不能默不作聲。」

　雖然阻力甚大，寸步難進，甚至「要花五十年來推動立法」，王芳萍決心持堅下去：「每完成一件小事，都向目標前進了一步，我感到十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