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29] 香港「民主派」實為反對派 放大圖片
本報特約評論員
引言 得到主流民意支持的政改方案被反對派議員否決，讓市民清清楚楚地看到，香港政壇確實存在著「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派。應該說，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意外收穫」。行政長官曾蔭權將這些所謂「泛民主派」正名為反對派，並在赴京述職與國家主席胡錦濤談話時，以反對派來形容否決方案的「泛民主派」議員。這是非常恰當和貼切的。事實上，將否決推進民主政改方案的人稱之為「民主派」，實在是相互矛盾，倒是反對派的稱呼，能夠準確反映他們「逢行政長官必反」、「逢特區政府必反」、「逢中央必反」的共性特質。
香港與其他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一樣，都有反對派，並不奇怪，大家可以平常心對待。但比較而言，西方的反對派出於準備接替執政的需要，一是強調「有批評也有建設」，他們在反對一項政策時，須提出相應的具有可行性的替代政策；二是重視講究反對的「合法性」，以便將來合法地接替執政，他們不會反對基本的政治制度，不會挑戰現存憲制體制的合法性。香港的反對派卻明顯不同：一是一味反對，無建設性可言；二是一再挑戰現有的憲制體制，挑戰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的憲制權力和責任。香港的反對派與社會整體利益呈現出一種背離的趨向，反對派的得勢，是以政府和社會遭遇困境為代價的。因此，市民在以平常心對待反對派的同時，又要注意不可讓反對派坐大，以免動搖香港的根本，造成社會危機，損害香港的福祉。
一、反對派的種種表現
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將全體區議員納入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功能選舉新增5席都給區議會界別，使這兩項選舉的選民基礎擴大至300萬人，囊括了所有合乎選民登記資格的香港市民，對香港市民要求更多參與這兩項選舉的政治訴求做出了積極的回應。任何不懷政治偏見的人，都不會否認政改方案可以將香港的民主政治向前推進一大步。反對派否決政改方案，不僅令香港社會感到失望，也使許多人感到疑惑：為甚麼一貫鼓吹民主的人，會反對一個走向民主的方案？曾特首的話，形象地點出了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的本質特徵—曾特首為反對派正名時說：「他們不理公眾利益，政府話一，我一定要話二，政府話二，我一定要話一。」由此也不難理解，無論方案怎麼民主，政府再有誠意，中央政府再開明，在「三分之二多數通過」高門檻之下擁有關鍵少數票的反對派，抱定對抗反對的立場，政改方案自然在劫難逃。
否決政改方案不過是反對派本性的總暴露。事實上，在香港政壇上，他們早已扮演反對派的角色，只是社會的感受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烈罷了。在此，不妨回頭看看自董建華辭職以來，他們「為反對而反對」的所作所為，以便人們更多地了解反對派的本來面目。
在董建華辭職、特首補選、曾蔭權接任等問題上，最能反映反對派特點的，是他們在「四件大事」上的態度改變：一是由反對五年完整任期到反對兩年剩餘任期的改變；二是由贊成釋法到反對釋法的改變；三是由「要求董建華落台到為董建華辭職惋惜」的改變；四是由「挺曾蔭權到攻擊曾蔭權」的改變。
1.由反對五年完整任期變為反對兩年剩餘任期
在補選特首任期問題上，最早反對五年完整任期、贊成兩年剩餘任期的，就是後來反對剩餘任期態度最激烈的45條關注組成員、大律師湯家驊和民主黨主席李永達等人。據三月一日本港各大報章報道，湯家驊聲稱，中央會將補選的新行政長官任期確定為五年的完整任期，把原定07年的特首選舉，押後兩、三年，以推遲政制檢討，避開07年普選特首的爭拗。因此，他對五年任期表示質疑和反對。第二天，報章也報道了民主黨主席李永達與湯家驊同樣的觀點，認為五年任期會拖慢本港政制民主化步伐。可是，當內地的法律專家根據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指出補選特首的任期為剩餘任期時，湯家驊、李永達等人才發覺反錯了「時間」，於是紛紛轉𡟼，反對剩餘任期，支持補選特首應做五年。
2.由贊成釋法變為反對釋法
在應否釋法的問題上，中央最初不願意釋法，而希望通過香港內部的討論達成共識，化解爭論。令人想不到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卻是最早站出來贊成釋法的人。他於三月二日回應記者查詢時表示，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以澄清一旦董建華辭職後繼任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兩年還是五年。第二天上午，李柱銘致電商台烽煙節目時再次表示，不要說民主黨凡釋法都反對，全國人大適當時候行使釋法權是無可厚非的。然而，言猶在耳，李柱銘便在該台節目中向公眾道歉，表示要收回贊成釋法的觀點，原因是「頭先未睡醒講錯話，我要道歉」。李柱銘的「未睡醒」未免侮辱市民智慧，他的目的是要掩飾他自打嘴巴的窘境。對此，立法會議員譚耀宗表示：「我相信李柱銘『未睡醒』時講支持釋法的話，才是由衷之言。」其實，誰都知道，「未睡醒」只是李柱銘的托詞和假話而已，他只是未經政治考慮，遵循資深大律師的職業精神和法律素養，說出了真心的法律專業意見。但當反對派的政治立場凌駕了他的專業立場時，李柱銘竟然違背專業操守，不惜出爾反爾。這是一個被政治立場扭曲專業良知的典型例子。
實際上，當人大一開始在意向上不願意釋法時，湯家驊也是贊成釋法的。據明報三月九日報道：「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若中央堅持特首繼任人任期為兩年，便需要釋法才能穩定行政長官選舉。」但後來，當人大釋法的意向明確之後，站在反釋法最前列的，卻也是湯家驊等人。
3.由「倒董」變為「留董」
回歸七年多來，反對派一直抱持「逢董必反」的立場，甚至公開「倒董」。至今年一月，反對派已先後五次否決對董建華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至於各種「倒董」的遊行及行動，更是不計其數。但自從董建華將辭職的傳聞曝光後，反對派卻並沒有像常人預料的那樣，因為「董建華下台實現了他們的意願」而感到高興，反而因一下子失去了反對的「箭靶」而亂了方寸，說話自相矛盾，反口覆舌。反對派感到，董建華辭職所造成的政治影響，就是過去七年因種種原因製造出來的「民怨」會隨之一筆勾消，反對派失去了煽動市民反建制、反政府的著力點，作為反對派所積累的政治資本，亦將一下子消失。一些反對派議員竟然不諱言地向傳媒訴苦，說他們今後得盡更大努力去累積「民怨」。於是乎，過去一直以「倒董」為己任的反對派，卻反過來講一些「留董」的言論，指董建華說過「留下才需要勇氣」，沒有理由不完成任期而自己請辭。反對派對董建華辭職感到「惋惜」和失落，完全是由於其反對派的本性使然。
4.由「抬曾」變為「反曾」
在董建華主政的時代，反對派刻意「抬高」曾蔭權，其「抬曾」的目的，無非是為了「貶董」、「倒董」。然而，當董建華辭職明朗化、曾蔭權全面主持特區政府工作之後，反對派對曾蔭權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改變。首先發難的是「政治主教」陳日君，他聲稱董特首的「失敗」，曾蔭權要負部分責任。45條關注組的余若薇，也在報章以《東方之珠光彩不再》為題撰文，譏諷曾蔭權遲遲不表態參選，不提出任何政綱或治港計劃讓公眾參考討論。當反對派企圖在補選特首的任期問題上製造憲制危機時，作為署理行政長官的曾蔭權果斷呈報國務院尋求人大常委會釋法，以確保依法如期產生新的行政長官。反對派對此大為不滿，立即群起而攻之，全面展開了「反曾」攻勢。他們攻擊曾蔭權尋求釋法，是「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破壞法制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動搖香港百年來的法治基礎」，「將產生災難性後果」，云云。45條關注組的大狀甚至連平時刻意自我包裝的文明形象也不顧，破口大罵曾蔭權要求釋法是「醜陋」、「無廉恥」，等等。今年十月，曾蔭權發表上任後的首份施政報告，得到了很高的民意支持度，但對施政報告的致謝動議，仍然遭到反對派議員的否決。至於曾特首主導提出的政改方案，更被反對派百般攻擊。明明是推進民主，他們卻指鹿為馬，說政改方案是民主倒退。
事實表明，反對派的自我定位，就是反對特區政府，無論誰主政，他們都會反對。這一點不會因為曾蔭權主持政府工作而改變，否則，他們就不是反對派。
二、香港反對派不同於西方反對派的特點
1.何謂香港的反對派
香港政壇的反對派，是一些政黨、團體、論政組織以及個人，基於同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對著幹的政治立場而走到一起的一種鬆散的政治聚合，主要包括民主黨、前線、職工盟、基本法45條關注組等組織，以及充當反對派智囊的某些論政團體等。雖然這些反對派組織的政綱、組織路線、行動策略及利益取向各有不同，但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就是站在政府的對立面，反對政府，包括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長期以來，這些團體和人士自稱為「民主派」或「泛民主派」，香港社會不少人也習慣於這種叫法。實際上，這種稱呼是將別的團體和人士劃為「非民主派」甚至「反民主派」，這顯然是既不準確，也不公平。就從今次政改方案的討論和立法會表決情況來看，自稱「民主派」的反對派議員，竟然令香港的民主寸步難行，表明他們並非真正的民主派，而是偽民主派，是民主發展的反對派。恰恰是被反對派稱為「保守派」、「保皇黨」的團體和人士，顧全大局支持政改方案，努力將香港的民主政制向前推進。顯然，他們才是民主的促進派，也即是真正的民主派。事實上，只有將所謂的「泛民主派」稱為反對派，才能既反映他們的共同本質和特點，又能糾正被他們顛倒的「民主以我劃線」的誤導現象。經歷政改方案被置諸死地一役，現在是時候為所謂「泛民主派」正名，將其稱之為反對派。
2.香港反對派的特點
與香港的反對派相比，西方的反對派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西方的反對派強調「有批評也有建設」。他們出於準備接替執政的需要，在反對一項政策時，須有相應的具有可行性的替代政策，以顯示具有隨時可以接替執政黨制定及執行這些政策的組織性力量，爭取選民的認同和支持。二是西方反對派出於爭取掌權的考慮，講究反對的「合法性」，以便將來合法地接替執政。因此，他們不會反對基本的政治制度，不會挑戰現存憲制體制的合法性。
香港的反對派則不同。他們從不考慮承擔執政責任。他們公開燒毀基本法，甚至表示願意香港繼續做一百年英國殖民地，說「英國將550萬港人交還中國，就像二次世界大戰時將550萬猶太人交還納粹德國」。他們在本質上不願接納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他們所考慮的全部，就是如何為反對而反對，至於如何提出實際可行的解決問題辦法或政策性措施，則可以不予理會。正因為如此，他們在民生問題上，民粹色彩濃厚，重分配，輕創富，只知道要免費午餐，開空頭支票，卻不理錢從何來，也不管政府能否負擔。在發展經濟方面，他們只是評頭品足，百般挑剔，建設性的建議或政策卻是「交白卷」。同時，香港的反對派將自己放在建制的對立面，連現存憲制體制的合法性也進行挑戰。他們挑戰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的憲制權力和責任，就是這種思維方式的典型反映。
香港的反對派與西方反對派的不同，還可以從對釋法的不同取態中得到具體的印證。根據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振民的考證，英國，而非香港特區，才是世界上第一個由普通法地區轉變成為大陸法法域組成部分的司法管轄區，而其經驗和香港的情況非常類似，但英國人普遍更尊重新憲制架構所帶來的轉變。英國是普通法的發源地，其普通法觀念和制度根深蒂固，而歐洲大陸國家則長期實行大陸法系。因此當英國於1972年決定加入歐洲共同體，即現在的歐盟後，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憲制的變革，及由此引發對傳統普通法的衝擊。
「入盟」前，英國議會通過的法律具有最高地位，現在，英國法律界亦不得不承認歐盟通過的法律高於本地立法。同時，根據《歐共體法》第3條的規定，有關《羅馬條約》和歐共體制定的法律（相當於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的最終解釋權屬於歐洲法院，不屬於英國原來的終審機構——上議院。歐洲法院對《羅馬條約》和歐共體法律的解釋，英國各級法院必須遵守執行。這也和香港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由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香港法院也必須以人大釋法為依歸來判案，十分相似。儘管英國人對歐盟「中央」頻頻釋法一開始很不適應，但是並沒有激烈反對。我們何曾看到，歐洲「中央」法院每一次釋法，倫敦就有很多自認只熟悉普通法、不理會大陸法的大律師、律師穿著黑衣走上街頭，大聲疾呼「英國的法治已死」，號召市民群起抗爭，反對「釋法」？香港卻截然不同，屬於反對派的部分法律界人士和政客堅持抵制新憲制，拒絕以法論法，視基本法賦予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為無物，一而再、再而三地採取遊行的方式反對釋法。這恰恰反映出香港的反對派與西方的反對派對待憲制的不同取態。
3.香港反對派的認受性低
香港的反對派在市民中的認受性比較低。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作為反對派代表的政治人物在歷來的民意調查排名榜上，遠不及高級公務員或問責局長，更遑論與享有高民意支持度的曾特首相比。這反映民眾對他們信心不足。
二是香港市民對政黨的認同十分薄弱。中文大學去年十月進行的一項持續性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高達60.1%的被訪者認為沒有哪一個政黨或者不清楚有哪個政黨最能代表他們的利益。選擇認同民主黨的人，只有13.8%，選擇45條關注組的，更是低至2.4%。
出現上述情況的基本原因，正是由於香港的反對派只是反對，建設方面卻乏善可陳，讓市民感到反對派至多只能幫助他們發洩一些情緒，表達一些不同的聲音，但卻難以賦予重託，寄予厚望。
三、香港反對派的社會歷史背景
香港的反對派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英國殖民統治者九七前推行的「代議政制」，催生政黨政治，是反對派產生的政治歷史根源；回歸前長時期的殖民奴化教育，為反對派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社會條件；美英等外國勢力也在對香港反對派施加影響。
1.港英九七前推行「代議政制」，催生政黨政治，是反對派產生的政治歷史根源
英國霸佔香港一百多年來，一直實行的是由港督說了算的英式殖民專制統治。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展開不久，港英政府突然提出並加快推行「代議政制」，以培植未來香港的反對派，並為他們在政治體制方面搭建平台。1984年7月和11月，港英政府分別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和白皮書，聲稱推行這種政治改革是為了「還政於民」，是要建立一個「植根於香港」的政治體制。一個將要撤離香港的殖民政府，突然迫不及待地「還政於民」，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目的就是要把香港變成形式上回歸中國、實際上依附於英國的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1992年7月，「末代港督」彭定康不顧中英達成的協定，採取變相加快直選的方法，使跨越97的「直通車」方案告吹。李光耀當時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彭定康的政改藍圖就像一個國民領袖制訂出一個行動時間表，策動民眾爭取獨立，多於是一個即將淡出的殖民地港督的告別計劃，與自己扮演的角色背道而馳。」1996年彭定康撤退前所作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就鼓動某些親英政客「寧作飛灰，不作浮塵」，在回歸後做反對派。
港英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的一個重大政治後果，就是直接催生了香港的政黨政治，形成了回歸後香港反對派的組織實體。「代議政制」實際上就是選舉政治。有選舉，就必然要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作為選舉機器的政黨，也就應運而生。也可以說，資本主義社會的政黨主要是以通過競選的方式影響或支配政府為目標的組織。港英在推行「代議政制」過程中主力扶持的民主黨（其前身為港同盟），成為了特區反對派的骨幹組織力量。港同盟成立於1990年，在1991年首次立法局直選中，其作為最有組織實力的參選者，在全部18個直選議席中，以壓倒性姿態，取得12席，成為「代議政制」的最大受益者。1994年，港同盟與另一個盟友匯點合併，成立了現在的民主黨。那時候，英國眷顧並控制民主黨，早已不是甚麼秘密。在港英統治時期，這種控制是公開的。當年，民主黨正、副主席李柱銘、楊森被安排訪英，英國首相予以高規格接見。民主黨對港英的扶持投桃報李。在九七前，民主黨為港英當局保駕護航；特別是在香港後過渡期，他們支持末代港督彭定康的「三違反」政改方案，竭力落實港英撤退前的部署。九七後，民主黨全面與特區政府和中央對抗，起著外國勢力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可見，香港反對派的產生，是殖民統治者撤退前精心部署和扶植的一種結果。
2.回歸前長時期的奴化教育，為反對派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社會條件
英國一百多年來在香港推行殖民奴化教育，對香港反對派的產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之後，港人的愛國情緒日漸高漲，學校師生舉行了多種慶祝國慶、認識新中國的愛國活動，引起英國殖民統治者的仇視和恐懼。他們加緊部署，全面打壓。1951年，港英公佈的《菲莎報告書》就赤裸裸地寫道：「鑒於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香港政府應把握一種義務和一個機會，以便向香港學生提供一些基本教育，包括一些基督教知識以及英國人的理想和習俗」，「香港已成為展現英國人的生活和理想極為顯著而獨特的殖民地典範」。港英當局根據該報告書提出的基本政策，於1952年大幅度修改教育條例和教育則例，禁止學校舉行「政治活動」，實際上是要遏制學校的愛國教育。從此以後，許多學校因害怕觸犯法例而不談政治，更遑論進行愛國教育。那些堅持愛國教育的學校，先後受到無理的干預和迫害，有的校長甚至被非法遞解出境。這種「疏離中國親近英國」的殖民教育，對香港的影響非常深遠，不僅令殖民主義扶植的政治代理人在回歸後淪為反對派，而且令部分港人的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較為淡薄。所以，香港雖然已經回歸逾八年，但人心回歸仍然任重道遠，反對派誤導市民仍有一定市場。
3.美英等外國勢力也對香港反對派施加影響
美英等西方勢力一直在對香港的某些政治勢力施加影響。香港回歸後，這種情況也沒有改變。最明顯的例子是：1998年，香港特區舉行首屆立法會選舉期間，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公開約晤民主黨候選人密談。美國早就策劃九七後填補英國人離去所造成的「真空」，重視向香港的反對派滲透。早在1991年立法局首次引入直選時，李柱銘就以缺乏競選經驗為由，聘請了幾個美國人組成專門班子，籌劃和展開競選。回歸以後，身為民主黨主席的李柱銘聘請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專責亞太事務總裁的博克來港擔任「助理」，協助李柱銘處理有關立法會工作。民主黨頭頭老是跑到外國拜洋菩薩，竭力鼓動、支持甚至引入外部勢力干預中國及香港特區事務。李柱銘等人多次訪問美國，均受到高規格接待。多年來，有官方背景的美國民主基金會，一直資助香港的某些反對派團體。
在今次政改方案的討論過程中，反對派議員紛紛到美英遊說，試圖以外國勢力壓迫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表決前與美英人員密切接觸。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高調參加「12．4」遊行之後，秘密飛赴倫敦，並趕在政改方案提交立法會表決的前夕返港舉行記者會，公開要求曾特首向中央提議最遲2012年落實普選，「挾民意」以令曾特首和挑釁中央，進一步綑緊政改方案與普選時間表。顯然，外國勢力通過反對派插手干預香港政改的影子可謂揮之不去。
四、香港社會應該如何看待反對派？
1.以平常心對待反對派
香港回歸以後，政治生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已不再是專制式的絕對行政主導體制，立法對行政的制約越來越大。站在建制對立面而又有一定影響力的反對派的存在，已是一個既成的事實，無法迴避。一方面，九七前港英政府加速推行的「代議政制」，催生政黨政治，已經使特區政府成立之日起，就面對業已形成的反對派。另一方面，延續下來的選舉制度及立法會議席的不斷增加，成為反對派必然繼續存在並可能得到相應發展的制度性條件。
從一定意義上說，資本主義「代議政制」的選舉過程，就是一種製造反對派、聚合反對力量的過程。首先，在市民看來，政府是由納稅人供養，公務員是為市民服務的公僕，需要有一種力量對政府及公務員進行監督。市民通常希望議會及議員能夠發揮這種監督作用。因此，許多市民選舉議員時，往往傾向於選擇能夠批評政府、與政府持不同意見的人士。其次，相當多的選民投票選舉，通常又是以眼前的自身利益為依歸，這與政府通常重視社會整體和長遠的需要也有距離。因此，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批評以至攻擊政府，向政府索要各種福利支票，往往是迎合一些選民，獲取選票的重要手段。顯然，有議會選舉，就不可能沒有反對派。換一句話說，只要香港有議會選舉制度，就一定會有反對派；而且，隨著立法會議席的增加，反對派的空間也會相應增加。這是一個必須接受的既成事實。
香港與其他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一樣，都有反對派，這並不奇怪。從香港的政治現實來說，反對派將自己定位於政府的對立面，是一個必然的選擇。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參加直選的最大資本，幾乎也是唯一資本，就是反政府；如果不反對政府，就不可能得到議席，就會失去自身的地位和存在價值。所以，無論政府的施政對與錯，他們首先考慮的就是反對。他們為反對而反對，實際上也是「掙扎求存」的一種方式。
當然，也要看到的是，反對派作為香港這個多元化社會必然存在的一種勢力和聲音，一方面可以表達一些不同的意見，讓一些人得到情緒的發洩，對社會起到某種「安全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一種反面的壓力，監督政府的工作，促使當局改善施政。這也是香港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反對派存在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反對派能夠改變「為反對而反對」的取態，以建設性的態度提出批評和可行性建議，既對社會有益，也會增加市民的認受性，因而也將為自己爭取更大的空間。這是反對派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顯然，無論是現在或是將來，香港必然有反對派，對於這個既成的事實，市民大可以平常心來對待。
2.注意反對派與社會整體利益的背離趨向
但是，人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香港的反對派與社會整體利益呈現出一種背離趨向。回顧回歸以來的歷程，大家可以看到兩種值得思考的現象：
一是每當政府施政遭遇挫折，社會經濟狀況陷於低潮的時候，反對派的民意支持度就上升；反之，每當政府施政暢順，經濟蓬勃向上，市民信心增加的時候，反對派的民望就明顯下降。例如，作為反對派代表，民主黨的社會支持率，就與整體經濟社會氣氛持續向好的趨勢呈相反走向，其去年八月份立法會選舉前的支持率有19.2%，隨著失業率下降，負資產減少，經濟持續上升，社會氣氛趨向和諧，到十月份，民主黨的支持率就降至13.8%，顯著地減少了5.4%。今年七月，曾蔭權獲高提名出任行政長官後，其「強政勵治、福為民開」的政綱，得到了社會廣泛認同，政府民望持續上升。民主黨的評分則愈來愈低，跌至10.4%。與前幾年香港經濟陷於困境時相比，目前市民對民主黨的支持度，已回落至最低水平。正是由於反對派與社會利益的背離趨向，這種政治利益誘因，使得反對派在本質上不希望看到香港經濟興旺、政府有效施政，而必然堅持反對立場，力圖從香港經濟及政府施政的逆轉中得到自己的利益。由此不難看到，反對派的得勢，是以政府、社會和廣大市民遭遇困境為代價的。
二是每當涉及香港整體重大利益的爭議時，反對派幾乎毫無例外地站在香港的對立面。且不說反對派議員置主流民意於不顧，否決有利香港民主發展的政改方案，過往這方面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最具代表性的事實，就是1998年政府果斷入市，痛擊大鱷，穩住了市場，阻止了國際炒家在香港予取予攜的掠奪行為，使香港經濟免於崩潰，保住了經濟賴以復甦的基石，完全符合全體香港市民的利益。然而，當年與外國勢力一起，對政府入市舉動攻擊最激烈的，正是香港的反對派。再如，由反對派政客操縱的領匯官司，令香港付出的代價十分沉重。經濟損失自不待言，香港證券市場蓬勃向上的銳氣受挫，對特區政府管治權威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信譽的打擊，更是不能低估。還有，今次人大常委會就補選特首任期釋法，避免出現特首選舉「難產」的憲制危機，保持社會的大局穩定，反對派仍然堅持反對。至於反對派「逢政府必反」，不斷打擊行政主導，令許多重大的政策夭折，影響香港的長遠發展，更是司空見慣，愈演愈烈。
顯然，香港社會必須正視反對派與香港整體利益的背離趨向。市民在以平常心對待反對派的同時，又要注意不可讓反對派坐大，以免動搖香港的根本，造成社會危機，損害港人的根本利益和永久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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