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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雖貴為高級知識分子，但他對小市民的來信十分珍視。 資料圖片
閔良臣
胡適先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從美國回到台灣定居，後應邀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長。也就在此期間，他結識了一位「每天背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麻餅」的小販袁瓞。
胡適逝世後，台灣有人就此事寫過文章，題為《胡適與芝麻餅小販袁瓞的故事》，作者王仲康，文章載台北《傳記文學》第四十二卷第四期。我是在北大教授歐陽哲生先生選編的《追憶胡適》中讀到這篇文章的。
「他還肯忙裡偷閒」
胡適是在收到一個叫袁瓞的「在辛苦做餅、烤餅、賣餅的生活之中」的小販，給胡適寫了「一兩千字長信」後給的回覆。胡適的回信很樸實，十分坦誠，沒有絲毫的拿捏、造作，更不擺大知識分子的架子，甚至可說與常人通信沒甚麼區別。胡適在信中說：「你提出的問題太大，我很慚愧，我不能給你一個可以使我自己認為滿意的解答。」最令胡適高興的是，「我們這個國家裡，有一個賣餅的，每天背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麻餅，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肯忙裡偷閒，關心國家的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單只這一件事已夠使我樂觀，使我高興了。」
胡適這封回信寫於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夜。從王仲康的文章中我們看到，胡適後來非常關心他的這位沿街叫賣麻餅的小販朋友，令人感動不已。可也許是由於作者作此文時，胡適的很多資料尚未公開，因此作者王仲康在文末說：「從這段故事來看，胡適不止一次地給袁瓞寫信，所可惜的是，這裡僅能發現最早的一封，也是唯一的一封。」
時光又飛走了幾十年，現在從四十四卷本《胡適全集》中查《書信》卷，知胡適給袁瓞共回覆了兩次信。我以為這第二封回信也頗有意義。回信不長，照錄於下：
袁瓞先生：
謝謝你寄的幾封信和詩文。這一陣子，因為太忙，沒有能給你寫信，有幾件就壓在文件堆裡了。你的女朋友的兩首詩，今天沒有找出來，稍遲找出寄還你。
因為你昨天的信上說，你十七日要來南港，所以我趕這信請你不要來，因為我明天就出門去「躲生日」了。回來大概在十九日了。
我勸你不要在信上多談政事。萬一不幸台北街上那位有趣的背著鉛桶賣麻餅的朋友忽然失蹤了，豈不是大煞風景的事？
祝你平安
胡適 一九五九，十二，十四夜
（見《胡適全集．二十六卷》第三百七十五頁，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九月第一版）
末句「套話」令人「心驚」
我相信，凡讀此信的人，特別是讀至最後一自然節，不說後脊背要發冷，至少也要有些「心驚」。不知是不是胡適先生寫到這裡，確實有了一絲替他的這位賣麻餅的小販朋友袁瓞的擔心，連信末的「套話」也成了「祝你平安」。這說明當時的台灣至少是不能公開談論「政事」的，甚至私下在書信中談論「政事」也是忌諱。當然，胡適身份不同，又處在那樣一種境地，不能說胡適沒有一絲為自己著想的成分在裡面。這一點，我們從一九六○年三月，在蔣介石第二次連任「總統」後對台灣自由主義者胡適和雷震等人進行的整治，是能想得到的。
據知，一天雷震到胡適府上見胡適，胡適對他說：「你說的話，我自己說的話，都會記在我的賬上，你知道嗎？」照此類推，袁瓞在給胡適的信上說的話，在胡適看來，若要追究，自然也都會記在胡適的「賬上」。你說他能不勸這個「不知輕重」、不懂政治厲害的小販朋友袁瓞嗎？我們現在當然很難知道袁瓞接到胡適這封信，特別是讀了後面這一自然節的兩句話後心中是甚麼滋味，說不定袁瓞很納悶：前封信中不是還在鼓勵嗎，說是有一個賣餅的忙裡偷閒，關心國家的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並且為此很高興—怎麼一轉眼就變了呢？他哪裡知道那只是胡適一時的高興而已。
胡適那信裡的話已經明明白白地在暗示他的這位小販朋友最好信中「不談政事」，否則就會有麻煩，甚至能讓一個在台灣街頭賣麻餅的小販因談「政事」而「失蹤」。你說這是多麼的可怕！
雷震冤獄 見證白色恐怖
近年來，我們從內地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有人以為蔣介石國民黨還是比較民主的，甚至認為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開了黨禁報禁之前也比較民主。我認為這不符合實情。別的不說，單從二○○四年第一、二期《讀書》上刊登的聶華苓的《雷震與胡適》和《再見雷震》兩篇文章，就可見台灣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之前是怎樣的令人恐怖。
雷震在出獄四年後，連自由會見朋友的權利都沒有，「雷家對面的房子住著十幾個特務，專門監視雷震。他的一舉一動以及寥寥幾個來往的親友，特務照相存檔，以便調查。」（《再見雷震》）而再說到雷震的冤案，就更是令人齒冷。曾幾何時，我們還記得，說是胡適為雷震案面見蔣介石，蔣嚴厲地說：「我對雷震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後沒有匪諜，我決不會辦他。」胡適聽了這話，嚇得再也不敢吱聲了。說到這裡，我真不知以雷震那麼地知胡適，用聶華苓的話說，「他對胡適一直死心塌地的崇敬，……胡適是他獄中的精神支柱」，胡適怎麼能相信蔣介石的胡說八道。
可不管怎麼說，也就從那之後，我們有些人就死死地認定雷震坐蔣介石的牢「不冤」，誰叫他「通匪諜」呢？然而我們從聶華苓的文章中知道，「一九八八那年，雷震冤獄真相終於大白。」原來，是有人被捕後，「被警備總部逼迫承認『匪諜』，陷誣雷震『知情不報』，以致雷震坐牢十年。」此人後來回大陸定居，大約於良心上過不去，在離開台灣前給雷震夫人宋英寫信（此時雷震已作古）表示懺悔：「雷太太：我實在愧對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趨前面領罪責，回想當年為軍方威勢脅迫，我自私地只顧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謊言誣陷儆公（雷震，字儆寰—引者），這是我忘恩負義失德之行，被人譏笑怒罵自是應該，所幸社會人士大多明白這是怎樣的一樁冤獄，而您對我的為人罪行也似給以寬容，從未表露責怪之意，因而益使我無地自容。……今天再談正義講公理似乎不合時宜，一切是非曲直留待後人評斷，則或可不畏權勢，直言無隱使真相大白也。」當然，據說，作為遭受陷害的當事人雷震從一開始就原諒了被迫陷害他的劉子英，說：「我並不深責劉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備總部當會另找他人來陷害我的。」（范泓著《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二百六十三頁，廣西師大出版社二○○四年五月版）
早些時候我就幾位學人出版的一部對話錄寫過一則短文，題為《歷史中的幾個細節不能代表歷史的天空》，其中有這麼幾句話：「……在受到了更嚴厲的專制之後，便對那好於這種專制的專制心生嚮往。這固然屬人之常情。但我們不能不明白，對這心生嚮往的專制不可言過其實，更不可粉飾，而當實事求是，且是歷史地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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