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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人才，不論是原居民，還是移民，都能為香港作貢獻。 資料圖片
文：曾家輝
香港開埠後，一直都是聯繫中國內地與世界各國的橋樑。彈性定位是香港得以超越有形邊界的關鍵。香港戰後的成功，很大程度繫於其地處新生國際貿易與金融網絡的樞紐。
「香港的定位一直都是既背靠內地、面向世界、同時背靠世界、面向內地。」在剛舉行的中華貨殖論壇中，美國史丹福大學博士及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蕭鳳霞指出，香港的人力資源一直都是出出入入的，她想用人這個「軟」因素，來看香港人力資源這「硬」東西，從而描繪出香港未來的發展輪廓。
移民城市欠人力支撐
「香港本身就是個移民城市。」戰後湧入的人口，帶來了60年代急驟發展的勞動力，但過去幾十年出生率日趨下降以及移民入香港受到限制，使香港人口漸趨老化。經濟力旺盛的城市，都靠人口持續循環更新來擺脫老化的命運。由於內地和香港之間存在的「半封閉邊界」，令香港只能以教育投資來生產本土的人力資源與技術人才。
不過，蕭鳳霞指出香港擁有大學學位的工作人口百分比落後於紐約、倫敦等世界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內地城市又奮力追趕。如果政策沒有重大轉變，到了2031年，香港現在受高等教育比率最高的一群就已步入暮年。
蕭鳳霞提出警告：「由於人口老化，在2021年，香港最大的年齡層會是55歲左右，而在2031年，將會是75歲及以上。其他大城市同樣面對人口老化，但由於人口流動量也很高，很多人移入，而退休人士就移出，不像香港每十年就老了5年！」
不同年代移民潮有不同「價值」
蕭鳳霞又表示，社會要認清不同時期內地移民的不同「價值」。1978至81年間，約有50萬移民（其中大部分是非法的）湧到香港，當中以來自貧窮農村的單身男性居多，他們來港後通常會回鄉討老婆。
90年代的新來港人士，多是這群人的配偶及子女。這些新移民的社會背景，令部分香港人質疑貧窮階層的情況會否愈來愈差。他們在生活上所面對的適應問題，經常成為大眾傳媒的焦點；社會給予的支持與提供的援助，似乎也未能有所成效。把社會支援投放於這樣一個看似不能解決的處境，也耗竭社會資源。跨境家庭面對的團聚問題不易被理解，邊境兩頭的官僚障礙無助情況改善。
另外，政府資料顯示，跨境婚姻有增無減，輪候單程證來港的主要是配偶及兒童。但這些人的來源地與以往不同。早期移民多來自廣東偏遠農村或福建省，但90年代末則集中在珠三角城市及工業中心。他們來自內地各省，曾多次來港，能操廣東話，但又不想放棄內地的工作和家庭。
改變政策 提升人才循環更新
「香港要提升競爭力，就要反思我們的政策。」周邊地區遍地機會，內地全力走向全球化與自由化，成為製造業與消費活動的樂土。這些活動以長三角及珠三角最為活躍。歷史上，香港與這些商業區域關係密切。如果要成功，就不能只著眼於具體的基礎建設，而必須兼及社會、文化與歷史等各個層面。
「香港現時最欠缺的，就是人，所有數據都指出香港人不願意生孩子，又不能吸引外國人移民來港，不要說出現人才問題，人口也可能出現斷層！」
用人力資源的行內話說，盡可能加速香港內部人才的循環更新最重要。只要有健全的制度，那些在教育、生活、工作等不同階段「停駐」香港的人將直接裨益香港社會，當離開時也會把種種關係網絡帶回原居地及世界其他地方。
由於他們頻繁地循環更新帶來各種明顯的轉變，所以必須對社會歷史脈絡、對這些人才的結構處境，以及他們如何尋得新的文化資本等環節有一深刻了解。
主動出擊 為城市找人才
「我真的不明白，其實在香港居住的人，只有非常少數是原居民及其後代，大部分都是從內地移居來的，只不過我們是第二或三、四代罷了，香港從來就是個移民城市。」
「我們要充分利用及發揮香港『跳板』作用，但要主動培育來港人士，成為跨境代理人，因為他們擁有內地資源及連結，是維持及推動香港中介角色的重要力量。」
蕭鳳霞更提議，政府可以提高移民政策的彈性，如主動協助內地人才、放鬆福利政策等，調整社會硬件，配合人才軟件的需要。
香港人一般指長期居住於香港的居民，但實際上不單純指合法居留香港的巿民。香港人一詞帶有若干文化上的含意——一個香港人通常是操廣東話的華人，並不包括居住於香港的少數族裔，即使那些少數族裔一樣操流利廣東話（甚至以廣東話為母語的第二代移民），而剛從內地到港的移民一般不被視為香港人。
「我們要為『香港人』再定義，這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問題。」蕭鳳霞最後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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