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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亦開設了一所「經典誦讀」課的學校，《大學》、《論語》及《三字經》等經典古文成為該校學生的必修課。 新華社
錢文忠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以《學人》的出版為標誌，「學術史」研究漸成顯學。近幾年來，隨著「國學熱」的興起，被現當代中國歷史湮沒已久的不少著名學者，由於學術史研究探根溯源之功，紛紛從人們的記憶深處泛起，重新引起學術界、出版界乃至傳媒的注意。
國人與傳統文化隔絕過久，加之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日益發煌，於是，一般被視作「國粹」之精粹的「國學」地位日高，自然不難理解。在此大背景之下，上述這些「出土」學者的精神取向、學術師承、專業分野、治學方法等等方面，卻未及得以仔細考辨，而被世人競相一律冠以「國學大師」的稱號了。
只能「守先待後」
「國學大師」其逝矣，後來傳承衣缽的托命之人何在？這就不能不成為人們極度關心的問題。近來，內地不少大學熱衷於開辦「文科基地班」、「國學班」甚至「大師班」，正是這種迫切心情的反映。這些「班」舉辦亦有年矣，其成效如何，實在是難說得很，但是，我總相信，預其役者的心裡應該是明白的。在我看來，即使不能說這類「班」都是失敗的，那麼，起碼也是與開設這些「班」的初衷和理想值相距甚遠。這個判斷當然只是我個人的管見，若要反駁卻也並不見得那麼容易。
最近的說法似乎又有所改變。據一所名校的「國學院」的主事者說，之所以要開設「國學班」，乃是為了滿足一些大公司的急切需要。據說，很多大公司對「國學班」畢業生極感興趣，熱烈歡迎他們日後前往就職工作云云。這不是向壁虛造的，而是見諸於正規媒體的採訪的。對這些不知所云、不明所謂的妙語，我真不知道，應該如何回應。所以，我只能這樣回答屈尊前來採訪我的記者：
國學的寬泛化，的確體現了現在的人們對歷史，對祖先的關切，希望能領悟感受自己所屬民族的文化之根和血脈。但對於「普及國學」、培養「國學大師」這些做法，我的看法是「其心可佩，其志可嘉；想法可笑，效果可疑」。……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學」，雖然也會面臨傳統和現代的衝突，但至少是連續的，而我們斷裂得特別厲害。現在要說甚麼國學的「承前啟後」、「發揚光大」是不可能的，我看只能「守先待後」。
這些話委實既不豪又不壯，必定會有不少「有志之士」不以為然。然而，我這麼說，卻也有我的理由。最要緊的還是應該真正地弄明白「國學大師」究竟是怎樣培養出來的吧。這當然是個極大的課題，絕不是一篇短短的隨筆就可以說清楚的。還是來看看兩個例子吧。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一個例子是個人，且並不是離開我們非常遙遠的古人。周一良先生（1913—2001）的國學根底在學界無人不佩服。周先生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但其深厚的國學功底主要是得自八歲起在名師執教的家塾就學十年的這段經歷。當年的「一良日課」是這樣的：
讀生書 禮記 左傳
溫熟書 孝經 詩經 論語 孟子
講 書 禮（每星期二次）
看 書 資治通鑒（每星期二四六點十頁）
朱子小學（每星期一三五點五頁）
同用紅筆點句讀如有不懂解處可問先生
寫 字 漢碑額十字（每日寫）
說文五十字（每星期一三五）須請先生略為
講音訓
黃庭經（每星期二四六）先用油紙景寫二月
請問，今天還有多少人真切地了解「讀、溫、講、看」的區別？當時在周家執教的古文字學大家唐蘭先生盛讚少年周先生「其人少年，學有根柢」。「根柢」實不同於今天泛泛而談的「基礎」，蓋前者重縱深，後者重平面，正是中國傳統世家式精英教育與現代普及式大眾教育分野之所在。這種教育的功過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對於培養國學大師是切實有效的。
著名歷史學家田餘慶先生在《周一良先生周年祭》裡非常平實地提到：「周先生還送過我幾種古籍，其中《封氏聞見記》二冊是他親手校勘過的，從書尾所記干支看，是他二十出頭所讀。這樣的讀書方法跟今天的『短平快』的讀書相比，可以看出不同年輩的人其國學根底的差異。」就是明證之一。劉成禹《世載堂雜憶》將教育模式分為「俗學」、「崛起」、「世家」三類，自有其深意。雖說也不是沒有例外，雖說國學大師不必盡是世家出身，但是，世家的教育模式、文化氛圍，更有益於培養真正的國學大師，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時至今日，世家或者世家式的教育早已灰飛煙滅。正可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有斯院，有斯師，而有斯才
再一個例子是機構，就是鼎鼎大名的清華國學研究院，離我們也並不太遠。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成功地在很短的時間裡，「批量」培養出符合或者接近「國學大師」標準的人才的機構，這是唯一的一家。研究院本身已是一個熱門的學術課題了，孫敦恆先生編著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堪稱標準著作，有心人自可參看。別的不必說，從由吳宓、王國維等先生的起草的《研究院章程》來看，它的宗旨簡單明瞭：「研究高深學術，造成專門人才」；目的樸實明確：「目的專在養成下列兩項人才：（一）以著述為畢生事業者。（二）各種學校之國學教師。」
《研究院章程》之六「研究方法」更是精義畢現：「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研究之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係異常密切」；「教授所擔任指導之學科範圍，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學之心得，就所最專精之科目，自由劃分，不嫌重複；同一科目。盡可有教授數位並任指導，各為主張。」「教授學員當隨時切磋問難，砥礪觀摩，俾養成敦厚善良之學風，而收浸潤熏陶之效。」而擔任專任教授的「宏博精深、學有專長之學者」正是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這已是久播於學人之口的了。
有斯院，有斯師，而有斯才，正此之謂。
敢問發願培養「國學大師」的主事者，是否也可以參考一下上面的兩個例子呢？只要稍微熟悉一點現代學術史的人都知道，這樣的例子是不在少數的。今天，大概在經費充裕方面，或許和過去尚有可比，敢問其他呢？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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