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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組合」范上達（左一）、廖子良（右二）、陳詩正（右一）及肝病康復者歐先生（中）及其太太（左二）都露出滿足的笑容。
——范上達小組喜獲國家科技獎
文：惠 仁
2005年度對香港大學來說，可謂雙囍臨門，因為兩位港大學者齊獲得2005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一門兩傑，喜上加喜。外科學系教授范上達教授及其領導的肝移植組盧寵茂教授、廖子良醫生和陳詩正醫生四人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殊榮，而化學系講座教授任詠華則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他們不單教港人引以為傲，亦證明香港科研技術得到內地的認同。我們特別訪問了范上達及其他小組成員，分享他們的成功原因、得獎心情及未來的研究項目等。
新技術獲世界採用
經過反覆研究和驗證，現在終於得到世界的肯定。談到得獎感受時，范上達表示：「我們當然興奮，並要感謝很多人，包括香港大學醫療小隊同事，以及曾協助過我們的所有人。這個獎項顯示我們的研究得到祖國的肯定，及國際的認同，最主要是感謝捐贈者無私的貢獻。」
范上達又補充：「我們其實只是作為施與被施的橋樑而已。」范上達剛被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可說是國際級權威人士，但仍保持著謙虛的態度，實在令後輩佩服。
范上達及其肝移植小組因開創「成人右葉活體肝移植」先河而得獎，十年間，在香港瑪麗醫院因右肝活體移植受惠的人數已超過200人。由於活體肝移植受到成人的體形限制，醫學界一直認為施肝者只能捐出左葉肝，而左葉肝的體積對於多數受捐者來說往往太小，不能滿足需求。自1996年開始，范上達與他的同袍就開創右葉肝移植技術。時至今日，世界多個移植中心已採用右葉肝移植。
事實上，香港的腦死亡或屍體死亡肝捐贈率極低，病患者平均需要等2年，超過一半人在等候過程中死亡。至於高危或急性病人的生存機會率更低，10名病人便有9名因沒有適合肝臟或因傳統左肝移植的手術限制而失去生命。
右肝移植較左肝合適
范上達指出：「傳統的左葉肝移植手術一直困擾希望捐肝的有心人，因為在亞洲病例中，亞洲男性患肝病的機會比女性高很多，其中70%是施予者體形都較受施者小，令不少肝病個案都因施予者的肝太小而不能捐贈，而右葉活體肝移植就解決了這個長久的醫學難題。」
十年前，這個難題終於起了革命性的質變，范上達與其肝移植隊的勇敢精神，引發爆炸性影響。右葉活體肝移植的成功，可以由手術後已連續110名病人沒有死亡而得到印證。
「右肝移植手術有其較困難的地方，尤其是在血管分離的部分，較左肝移植手術複雜得多；15%的病人有併發症，但其中的14%與病患者體質有關。」范上達解釋。
或者有人會問，作為右肝移植的捐贈者，風險會否增加？答案是「不會」，施予者與受施者面對手術的風險一樣下降，本港至今接受右肝移植手術的捐肝者死亡病例僅去年一宗（12指腸穿孔，與手術沒有直接關係），遠較傳統的左肝手術少。世界暫時共逾10宗案例，比例亦較左肝手術少。
右肝移植發展了十年，手術質素不斷改善，正如范上達所言：「手術已達至完美階段，基本上跟一般的手術沒有太大分別。」
的確，在右肝移植手術的首50個案例中，手術時間為近600分鐘，三分一病人有併發症；但直到第4個50宗案例，手術時間已下降至近400分鐘，僅16%病人有併發症。本來一直不肯接受改革性手術的美國醫學界，態度亦逐漸軟化，近兩年已有醫生開始採用右肝移植。
捐獻者付出推動研究
記者問范上達這4人小隊算不算「夢幻組合」，范上達笑言：「是呀，我們是不睡覺組合，長年不眠不休。」他們無疑是「夢幻組合」，每次手術都合作無間，手術後輪流當值觀察病人狀況；但又不是「夢幻」組合，工作時間那麼長，卻那麼清醒。
談及研究過程的苦與樂時，廖子良說：「研究初期的摸索階段最為艱難，因為血管及膽管接駁的技術仍未十分純熟，手術時間往往非常長。」廖子良表示，他們的角色是捐肝者及受肝者的橋樑，讓雙方在手術後，都可以健康快樂地過正常生活。
而陳詩正就強調，捐肝者的功勞最大，醫生只是協助捐肝者救助需要接受肝臟移植的人，而捐肝者的付出，正是他們努力研究的推動力。
香港捐贈器官落後
問到范上達和醫療小隊的未來項目，范上達表示：「先是推動本港的屍體捐贈器官為首任，其次是希望在屍體捐贈器官方面，可以為心跳停頓的病人作器官捐贈，以及將肝分成兩部分做手術，令更多病患者可以受惠。」
香港每年只有逾20人捐贈器官，他們這任務的確「任重而道遠」，他們對病人的付出從沒有想過任何回報，正如范上達所言，醫好一個病人已是一種回報。
每年每100萬名港人，只有3人捐贈器官；美國每年每100萬人就有20人；西班牙有33人，冠絕全球。港人受到「死要全屍」、「身體髮膚受諸父母」等傳統觀念影響，器官捐贈的比率一直處於超低水平，遠遠被歐美國家拋離，港府每每以亞洲「國際都會」自傲，但這數字未免教人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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