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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汪秀枝
我有一位師長，是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專家。有一次，他對我說，他理想中的知識分子，真的名士，應該是膽識合一的人物。在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不必說我們所接觸的普通知識分子們，膽識俱佳的不多；即便是那些名垂青史的著名知識分子們，雖然他們無一例外的在見識上非凡，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卻未必在膽量上過人，真正在膽識兩個方面都超群出眾的大知識分子，也就那麼寥寥幾人而已。
讀過焦潤明撰寫的《傅斯年傳》，再細細地琢磨傅斯年先生一生的所作所為後，我想，傅先生應屬「寥寥幾人」中的一位吧！
傅先生的見識自然是卓越的。年甫二十，他就被北京大學的同學譽為「國學小專家」，他的裁決，幫助剛從美國回來的胡適博士在北大講壇上站穩了腳跟（胡剛走上講壇時，北大哲學系的部分學生不適應他的《中國哲學史》講授，打算將其趕下講台。傅去聽了胡的幾次課後，對那些不適應的同學說：胡講課的方法、思路是對的，你們不要亂來。由於大家平時佩服傅的學識，也就接受了傅的勸導）；新文化運動中，作為一名學生，他的文筆，他的一些主張，如改造國民性，用西方科學改造中國傳統學術等，令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胡適、陳獨秀刮目相看，擊節讚賞；後來，他首倡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的歷史觀，他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闡發，他對改革中國教育所提出的五大理想和所從事的實踐，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尤其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的治史態度，他所概括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等治史方法與原則，啟迪著今天的學人對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後歷史的重新發現與思考，近幾年，一些頗有影響的學人，如謝泳、丁東等人，一直在呼籲歷史學研究要「回到傅斯年」。
說傅先生膽量過人，也是根據史料、事實得出的結論。當然，這兒所言的膽量，指的不是怕不怕老鼠、蟑螂，敢不敢走夜路之類，而是在面臨來自人類社會的大危險、大威脅時，是為了保全身家性命而趨利避害、明哲保身呢，還是不怕犧牲，勇敢地站出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言眾人所不敢言，做眾人所不敢做？傅斯年終其一生都屬於後者。在此，我們看看傅先生做過的三件事，就足以相信這一點了。
第一件事發生於一九三五年秋季。當時，日本侵略者正在策動「華北自治」，日本特務、漢奸、親日分子們活動頻繁，極力壓制中國的抗日輿論，打擊、迫害抗日人士。一天，在北平主政的蕭振瀛召開北平教育界人士座談會，要求在座的人對「華北自治」保持緘默，不要發表對日本不利的言論。大家惶惑之際，傅斯年挺身而起，堅決反對蕭的態度，指出所謂的「華北自治」就是強姦民意，分裂祖國。傅首先表態後，與會眾人群起響應，使蕭振瀛當眾出醜，狼狽不堪。
第二件事是傅斯年竭力倒孔。傅以為，中國要想走向民主、富強，必須建立一個廉潔有力的政府，必須懲治腐敗無能的官僚。所以，當傅先生以社會賢達的身份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後，他就拿有諸多劣跡的當紅權貴孔祥熙開刀，兩次上書蔣介石，要求罷免孔行政院長職務。見上書不管用，他又在參政會上對孔提出質詢，公開孔在發行美金公債中的貪污舞弊行為。當蔣介石親自宴請傅，為親戚加親信孔祥熙說情，對傅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時，傅則毫不客氣地答道：「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一點也不給蔣面子。蔣不得已，最終免去了孔祥熙的一切職務。
第三件事是傅斯年倒宋。一九四五年六月，蔣介石的妻兄宋子文當上了行政院長。一開始，傅斯年對宋寄予厚望。但不久即發現，在行政院長要職上，宋的行為與孔祥熙比起來半斤八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一九四七年的「黃金風潮」，更令傅憤怒。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他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不僅揭露了宋的惡行，還抨擊了國民政府內部的不良機制。他的文章引起了強烈反響，剛上台不久的宋子文只好辭去行政院長的職務。
上述三件事，不論哪一件，如果傅先生不這樣做，而是緘默不語，聽之任之，時人與後人都不會譴責他的。而傅先生卻這樣做了。在國運微弱時，在專制的環境中，他每一次的行為，都是冒著大風險的，都極有可能令他身陷囹圄，甚至搭上性命。這就是非凡的膽量。他的非凡膽量，贏得的是民族的尊嚴，是正義的一定程度的伸張。
傅斯年，好一個有膽有識的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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