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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仲鳴
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又開始發動了。我身為香港評委之一，在推薦表上，煞費思量，尤其在「二○○五年度傑出成就獎」這一項，沉吟再三，舉筆莫定。剛巧有個學生拿了本《兄弟》在看，靈光一閃，不錯！應該推薦他。這個「他」，就是余華。
我最先接觸余華的小說，是《活著》，是香港博益版的《活著》。當時看，極受感動。樸素的筆法，寫了一個農民福貴的一生。跟著是《許三觀賣血記》，再跟著就是這部《兄弟》。《兄弟》描寫了兩個時代，一個是文革，一個是現在。連接這兩個時代的就是這兄弟兩人。余華說，第一個時代是禁慾和反人性的；第二個是縱慾和人性泛濫的。西方人要四百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淵之別的時代，中國人只需四十年。而兩兄弟生活在這「裂變」中，命運與兩個時代一樣天翻地覆，突顯了人性之愛與活著之間的堅實關係。這部《兄弟》，只是上冊，十八萬字；下冊三十萬字，聽說已寫就了。這是余華蟄伏十年的巨作，也是他最滿意的作品。
夏瑜曾訪問了余華，文章收錄在《物質時代的文化真相》裡。這位把青春耗在成千上萬嘴巴裡的「拔牙作家」，能得到這輝煌的成就，的確令人欽佩。
在這篇訪問裡，最吸引我的反而不是甚麼「兄弟」，而是余華曾經飛離中國，在美國生活了八個月的感受。其中有關中國和美國作家的比較，尤發人深省。
余華說，在美國的時候，透過哈金和別的美國作家接觸，「看到美國作家一個優點，那就是他們對自己生命有一種分秒必爭的意識。中國作家太沉溺在開放、安逸的生活中了。」「在美國，像我這樣年齡的作家，會很少外出，會是一個專心致志寫自己東西的人，而在中國像我這樣年齡的作家經常在天上飛。」
這批評，確是一針見血。對中國文學的境況，余華慨乎言之：「在世界文學格局中，中國當代文學僅僅是起步而已。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席位還不夠明確，可能有位置，但那個位置也只是我們覺得而已，人家並沒有覺得有多麼了不起，因為人家對你並不了解。中國作家可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關注，但不可能成為世界文學的主流。」
這番話，可能惹來不少反響。尤其是那些發著「諾貝爾文學獎」大夢的作家，更為不忿，你余華是甚麼東西？憑著幾本叫好叫座的小說，就亂加批評？誰說中國作家不行？那些以為中國作家有機會奪獎的群眾，更為叫囂，認為余華無的放矢。
可是這番扒逆水之論，並無為余華帶來甚麼煩惱，他所舉起的大棒，也沒打醒這些發夢的作家和群眾，他們對余華不瞅不睬，仍只顧發夢。而畢竟，憑著《兄弟》，能說出這番話，是極具權威性的。「你進入西方的主流出版社，你還進入不了西方主流的閱讀群體」，旨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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