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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安樂死問題在國際上備受爭議，儘管安樂死合法化在中國很難實行，但近年來全國兩會關於安樂死的呼籲一直沒有停止。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功民在今年兩會上提出建議，針對安樂死，國家可在某個地區、省、市等局部性地制定有關規範性規定和條例，加強個例的研究，作為試驗點積累經驗，因為目前中國對安樂死進行全國立法條件還不成熟。 本報兩會報道組
對安樂死研究多年的趙功民強調，安樂死在法制上的合法化僅是一個時間問題。他認為，如今民眾對權利和義務在觀念上已經上升到一定高度，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受到衝擊，對生與死的問題也有了嶄新認識，這些都為安樂死的立法打下堅實的人文基礎。
王選巴金要求「安樂死」
趙功民指出，病人自己自願選擇「安樂死」的人不在少數，如「中文激光照排之父」王選生前的遺囑：「一旦病情不治，我堅決要求安樂死……我不願浪費國家和醫生們的財力、物力和精力，並且死了以後不要再麻煩人」。著名作家巴金，在病床上一躺多年，備受病痛的折磨，多次要求「安樂死」，但是都未能如願。
據有關部門的調查顯示，上海對200名老人問卷中，贊成安樂死佔73%，北京有85%以上的人認為安樂死是符合人道主義的，80%的人認為目前國內可以實施安樂死。
安樂死立法 彰顯人權
趙功民認為，給「安樂死」立法，讓病人選擇安樂死，或者說是讓病人有選擇自己死的方式，這是尊重病人對於自己生命的自主權，作為尊重他的人權的一部分，不可度讓，更不可被剝奪，因此給「安樂死」立法，這是一件順應民意的事。
目前，中國理論界已有人認為倫理原則可以支持安樂死。他們認為，安樂死有利於病人的最佳利益，尊重臨終病人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又可把有限的資源用在其他有挽救意義的病人身上。更重要的是，中國法律界亦有人認為安樂死並不構成犯罪。
隱性實施易成法律漏洞
趙功民還認為，法律界雖不會同意輕率地把人的生死大權交給人類自己，但也只有使安樂死立法後，才可在法律的準繩和嚴格的規定上加強對實際操作的強有力的管理，並能使醫生從隱性狀態冒著犯「故意殺人罪」的危險而光明正大地履行醫生職責。他還認為，民間的「安樂死」可能有悄悄的實施，如不給「安樂死」立法，相反極有可能給有些人空子可鑽。
趙功民稱，如果從法律的角度講，只有經過法律的判決，被依法剝奪生命的人，才可以由法院執行死刑，其實這是對法律的誤讀，是對人權的誤解。
安樂死立法 國家憂卸責詰難
1986年中國一位名叫王明成的人為身患絕症的母親實施「安樂死」，成為中國首例「安樂死」案主要當事人，並因此被檢察機關以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後被法院宣佈無罪釋放。2003年，王明成患胃癌且到晚期，不堪病痛折磨的他向醫院要求「安樂死」，但被拒絕。
全球範圍內，目前真正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僅有荷蘭與比利時，雖然部分國家對安樂死的行為也採取寬容方式從禁止、反對逐漸變為順其自然或對局部性的個案進行司法介入與解釋。但中國安樂死合法化仍面臨三大問題。
首先，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束縛。在中國人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中，醫生的天職是救死扶傷，由醫生幫助患者實施安樂死可能會令很多人難以接受；同時，仁、愛、孝、義等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也要求人們尊重生命、熱愛生命，特別是想到讓自己的親人去安樂死，更快地離開自己，很多人恐怕就更難以接受。
其次，對安樂死合法化後會被濫用的憂慮。安樂死的合法化，很可能導致謀殺，如何避免安樂死合法化帶來的社會問題，社會各界都極為重視。
第三， 政府面臨的責任和壓力。根據人權理論和有關國際人權公約，國家有責任為國民提供其本人和家屬所需的健康和福利保障；有責任創造保證人人在患病時能得到醫療照顧的條件。但以中國目前的財力，政府對國民健康和福利的保障尚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特別對佔全國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民階層。在此種情形之下，進行安樂死立法，國家難免擔心會面臨推卸責任的詰難。
「安樂死」立法路
■1988年七屆人大會議上，中國婦產科學和兒科專業的泰斗嚴仁英和胡亞美在議案中寫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但與其讓一些絕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還不如讓他們合法地安寧地結束他們的生命。」
■1994年全國兩會期間，廣東32名人大代表聯名提出「要求結合中國國情盡快制定『安樂死』立法」議案。
■1995年八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遞交了4份有關安樂死立法的議案。
■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關議案，呼籲國家在上海首先進行安樂死立法嘗試。在隨後於1997年首次舉行的全國性「安樂死」學術討論會上，多數代表擁護安樂死，個別代表認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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