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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笛與夫人年輕時合照。
詩人辛笛「文革」軼事
■王聖思
在父親辛笛單位抄家的造反派走了之後，我們家的保姆韋龍英阿姨也沒躲過這場洗劫，她整理自己的東西時，發現積攢了多少年的五百元存摺不見了！在她那可是一筆不小的款子，是她的勞動所得，是她防老的積蓄。我們家所有的書籍和錢款存摺都被沒收，但父親堅持要造反派開出的清單上面卻沒有她的這一筆錢。當時父母的工資已經沒有了，改成發生活費，他倆每月各自領十五元，因聖珊和我還沒獨立工作，所以在父親的名下再給三十元，算我們姐妹倆的贍養費。造反派還給韋龍英留下一句話：「你不要再給他們家做了！也不許他們再請保姆！」父母從生活費裡擠出錢來給她過日子，但無力補償她那五百元，只能叮囑她趕快到銀行掛失，並到父親單位找抄家的造反派詢問。
韋龍英找到來抄家的造反派頭頭，反映她遭竊一事，卻被斥責一頓趕了出來，說她污蔑造反派，故意給造反派臉上抹黑，要不是看在她的貧農出身上，完全可以把她定為「反革命」抓起來。她悶氣地回到家。誰也無法幫助她。晚上，她的小房間裡傳出淒厲的哭聲，我第一次知道人傷心時會發出如此的悲泣，讓我們聽了揪心似的難過。父母只有安慰她，也許銀行掛失會有效用。而她仍堅持不懈地隔三差五就去父親的單位討公道，直到人家躲開不再理她。她回來悄悄告訴我們：「王同志（解放後她對辛笛的稱呼）一個人坐在冷風颼颼的走廊裡，兩面牆上貼滿了大字報，說他『對人多說謝謝是虛偽的表現。』對人客氣些不是有禮貌嗎，怎麼也要批判？他面前有一張小桌子，正在寫檢查，蠻可憐的。我不敢叫他，他也沒看見我。」
大約過了半年左右，傳來了好消息：銀行抓住了那個偷存摺的「造反派」，他以為風聲已過，就去銀行兌現錢，因存款掛了失，被銀行逮個正著。我們都為韋龍英感到慶幸，家裡好久沒這麼高興了！她拿回了屬於她的錢，也洗清了她「污衊造反派」的罪名。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韋龍英阿姨因癌症去世。她辛苦一生，日本侵略者的飛機炸死了她的丈夫和孩子，四十年代後期來到我家，把我從小帶大，處處護著我。她把我們家當成自己的家，精打細算，料理好家務，解除了父母的後顧之憂，我們也把她看作是家裡不可缺少的一員，一起同甘共苦。她原是文盲，父母鼓勵她學文化，她發奮到識字班學習，一直讀到能自己寫信讀書報。她心靈手巧，燒菜、縫紉，一學就會，而且越做越好。她積極參加里弄活動，從義務勞動到每周一次弄堂裡的大掃除，她都樂意去做。患病後身體才好些，里弄裡又響應毛澤東在「文革」中的號召「備戰、備荒、為人民」而要大家修築防空洞，她不吝嗇自己的身體，熱心參加，赤腳和泥，幹得滿頭大汗。最終癌症復發。我在邊遠山鄉，她去世的消息來得太遲，未能再趕回家。在此之前我曾回家探親，我把前一年出工三百多天收入的一半——十元錢送給她看病，她一手捏著錢，一手撫摩著我掌上的老繭，淚水漣漣。起先一直錯將骨癌當作關節炎的病痛漸漸加重，漸漸走路不便，哥哥聖群陪她去看病，從三輪車上將她背上背下，到處張羅尋醫問藥，但終因癌細胞全面擴散，醫治無效。父親在幹校接到家書，寫了兩首悼念詩：
銷凝都道病難摧，畢竟臨歧歎早歸。
千古愚賢同一事，痛於指日燼成灰。
廿六年來共一家，扶攜兒輩足矜誇。
感君廚炊知風義，默向靈前酹乳茶。
四天後，父母趕回來參加她的追悼會。開完追悼會的歸途中，父母心情沉重，感到對不起她。五十年代初，母親帶著我們四個子女準備從香港返回上海與父親團聚時，有好幾家主婦希望勤快的韋龍英留下，但是她只認東家不認地方，不願與我們分離。母親尤為傷心，如若她不跟著我們回來，留在香港，至少不會因我們家的牽連而遭受這場有損身心的無妄之災。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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