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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軍均
男性和女性的差異，儒家經典《周易》解釋道：「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中國古代「男天女地」的觀念由此形成，而古人本來就認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於是 「男尊女卑」的定位也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乾坤」之說也就成為兩性服飾製作的主要依據之一。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古人的服飾一般分為「上衣下裳」，天地尊卑的秩序在服飾穿著上得到體現。衣，「取象乾」，自然具有了天尊等含義，一直被稱為男性的服裝。男人既然佔有了天，女性則只有在地上尋找地盤。古代服飾中的「裳」就是女性的服裝，它「取象坤」，具有象徵女卑的含意。「衣」與「裳」之間存在天與地的差別，服裝上的「尊卑」之分已是如此鮮明。
在男權為主的古代社會，女性只能作為男性的附屬物。因此，男女兩性服飾是不能混淆的，男女的性別特徵也不能為服飾打扮所掩蓋。《禮記·內則》中即記載有儒家的這種規定：「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就是說男女之間，不能共用一口井，不能共用同一個浴室，不能夠共通睡覺用具，衣服也不能互相穿戴。男女之防，可謂嚴矣。
但是《紅樓夢》的大觀園中，男女之間的服飾打扮，卻並沒有如此嚴格的界限，既有男性的女性化打扮，也有女扮男裝。第四十九回寫史湘雲一身顯得「蜂腰猿背，鶴勢螂行」的戎裝，眾人讚她：「偏她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她打扮女兒俏麗了些。」第六十三回中寶玉把芳官打扮成男裝，得到眾人的稱揚，寶玉乾脆讓芳官改穿男裝並改名為「野律雄奴」。此舉在大觀園竟成為時尚：
湘雲素習憨戲異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鑾帶，穿折袖。近見寶玉將芳官扮成男子，他便將葵官也扮了個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剔短髮，好便於面上粉墨油彩，手腳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紈探春見了也愛，便將寶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個小童，頭上兩個丫髻，短襖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個琴童。湘雲將葵官改了，換作「大英」。因他姓韋，便叫他作韋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語，何必塗朱抹粉，才是男子。
湘雲愛穿男裝，是因為她以為「裙釵一二可治國」，因此她有意識地把自己男性化，她的豪爽性格，即便在她穿女性服裝的時候也不會改變，「易裝不易性」。她的這種本性，在她把葵官喚作「韋大英」，暗含「惟大英雄能本色」的行為中，可以得到印證。
中國歷史上和史湘雲一樣女扮男妝的不乏其人。最有名的要數花木蘭（或者朱木蘭），替父從軍家喻戶曉。唐代時，女扮男裝甚至成為宮廷中的時尚。唐高宗時的太平公主就曾身著「紫衫王帶」，歌舞於帝后面前。
《紅樓夢》中，其他如李紈、探春、寶琴等人，對女扮男裝的看法則純粹是一種審美活動，沒有任何功利目的，也不牽涉到道德評價、個性特徵等。至於寶玉，則有深層的原因。《紅樓夢》中，寶玉的服飾裝扮，除正式場合所穿的禮服外，其它一切服飾，大都具有明顯的女性特徵。曹雪芹為寶玉如此安排，直接目的是為了突出他整體的女性化特徵。
寶玉的住處，在劉姥姥眼中，「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第十五回，榮府的大管家王熙鳳說寶玉：「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和女孩兒似的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咱們姐兒兩個同坐車，好不好？」說寶玉「女孩兒似的人品」，讓他不要和男人一樣騎馬，這些說法實在是有悖男性尊嚴。但寶玉並不以為忤，反而「便下了馬，爬上鳳姐車內，二人說笑前進。」這無疑是寶玉對自己女性化特徵的一種認可。
同時，寶玉還有「愛紅的毛病兒」，第十九回襲人勸說寶玉：「再不可毀僧謗道，調脂弄粉，還有更緊要的一件，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曹雪芹對寶玉「愛紅的毛病兒」突出描寫，目的同樣是為了顯露他的女性化性格。在古代，凡與女子接近或親近的事物，多冠以「紅」字，如「紅妝」、「紅顏」、「紅袖」、「紅轎」、「紅樓」、「紅粉佳人」，等等。而且，在《紅樓夢》的象徵主義系統中，「紅」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個總體符號，指的是大觀園中那一群「行止見識，皆出於我（男性）之上」的青春漂亮的女性。在男性與女性之間，寶玉選擇了女性，他宣言：「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如此宣言，正可進一步說明，寶玉愛「紅」，不過是愛與之密切相關的女性，並將其極端化，成為一種移情的象徵性行為。
《紅樓夢》中對男性女性化的讚美，與明清時代以男性的女性化為美的風氣有關。吳敬梓《儒林外史》中說到時人「稱讚男子，動不動說像個女人」，其中更提到兩個綽號「余美人」和「蕭姑娘」的少年名士，他們神貌形態也是「面如傅粉，唇如塗朱。舉止風流，芳蘭竟體。」
大觀園中的女孩子，絕大多數都是美好的化身，曹雪芹對男性美的女性化追求，或許是一種「美女情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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