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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森教授 中國當代社會研究中心主席
在中國，大凡新聞界和學術界的朋友們，很少有不知道愛潑斯坦的（朋友們都習慣昵稱他為艾培）。他自學成才，十五歲便在天津出版的一家每天出十六版的英文大報《京津泰晤士報》擔任記者，從此開始了他漫長的記者生涯，在新聞出版事業整整工作了七十五年，直至九十歲他生命最後的一刻。
艾培出身在波蘭一位社會主義者的家庭裡，自幼便接受了進步思想，後來又同斯諾等進步人士交往頻繁，深受其影響，所以他對人類進步事業必勝有著堅定的信念。少年時代的艾培就被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所吸引，在他漫長的人生旅途中，他所做的一切幾乎都同中國人民的事業聯繫在一起。他寫了好幾百萬字宣傳中國人民奮鬥歷程的文字，而一些重大的對外宣傳稿更是由他改寫定稿。1944年新華社用手搖發電機從延安的窯洞向全世界發出的第一篇英文新聞稿就是由艾培親自定稿的。而這樣一位對中國人民事業有著突出貢獻的堅強戰士在文化大革命中卻被四人幫無端地投入監獄，一關就是五年，單身牢房的生涯使他剛出獄時不僅說話有困難，寫東西也極為吃力，連一封普通信件也要分好幾次才能完成。一個人被獨個關進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地方，長達五年之久，要是意志不堅定，逼瘋了都是可能的。艾培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他始終認為，這一切都是一場歷史誤會，誤會過後一切美好的東西又會重新出現。為了度過這場災難，他決心首先把自己身體搞好，為此他每天堅持在囚室做各種體操，甚至堅持天天洗衣服，以活動筋骨。為了堅定自己的信心和耐心，獄中他經常回憶中國人民走過的艱難的奮鬥歷程，回想他接觸過的那些出色的中國領導人，也回憶他聽到過的那些激動人心的報告，正是這一次又一次的回憶堅定了他的信心。他出獄後一次在同美國老記者的談話中，卻用極為平靜的口吻說：「我在文革中的遭遇不過是漫長的中國革命中一個小小的插曲罷了」。沒有絲毫抱怨，更沒有悔恨。這就是艾培，一個心胸無比寬闊的革命戰士！一出獄後，經過短暫的幾個星期的休整，他就又重新投入火熱的工作中去，滿腦子盤算著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以奪回那失去的寶貴時光，哪裡還有工夫去想那些如煙的往事呢？
艾培對待工作從來充滿了激情。凡是對事業有好處的事，只要他能做到，每每盡力相助。當年中國當代社會研究中心，為了擴大國際合作，打算聘請一些國際知名人士出任顧問，為此我同「中心」的名譽主席雷潔瓊商量，可否請艾培也擔任顧問，雷老當即表示同意。我早就知道，艾培在做顧問上有一個原則，如果認為自己起不到什麼作用，他是不會擔任什麼名義職務的。待我找到艾培說明情況後，他非常痛快地答應了。更令我難忘的是，他那麼忙，只要「中心」有活動請他參加，他不僅慷慨應允，而且沒有一次不做充分準備的。對「中心」的日常工作和「中心」的出版物都曾主動地提出過不少寶貴的建設性意見，使我們受益非淺。他對待事業的熱誠和一絲不苟的工作精神，令每一個同他有過交往的人，無不為之深深感動。
在同艾培半個世紀的友誼中，如何搞好中國的對外宣傳是我們談話中經常涉及的一個話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著很多共同的想法。如何首先吸引住讀者？如何少發空論，多讓事實說話？如何用外國人理解的方式來宣傳中國都是我們不止一次討論過的問題。
今夏在我返回英國前夕，中國一位國家領導人派了他們單位主持宣傳工作的負責人來看望我，聽取我對對外宣傳工作的一些想法，當時我也很自然地談到了艾培的看法。艾培這一生為中國做出了大量的貢獻。但我們可以說，如何向外國宣傳中國構成了艾培畢生工作的主旋律，他那七十五年豐富的對外宣傳工作經驗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值得我們去認真總結。（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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