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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莊博士 法學專家
不論在香港回歸前後，都不能把「積極不干預」理解為放任自流，也不能把放棄「積極不干預」理解為「積極干預」。兩種理解都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基本法規定了香港特區的經濟政策，應將干預和不干預融為一體，它不但要求政府對某種單純失控事項採取事後補救措施，而且要求政府全面認清形勢，主動積極進取，不要落後於市場變化。
最近行政長官曾蔭權暗示港府不彈「積極不干預」政策之調已久矣，轉而改彈「大政府、小市場」之曲。但兩者到底有何異同，應作何區別，雖關乎香港未來經濟之路向，卻語焉不詳。自不免引來傳媒廣泛議論，惹出坊間不少譏評。有人認為曾氏未能與時俱進，有效干預；也有人反對曾氏干預過多，有違自由經濟原則。曾氏改弦更張，似未能左右逢源，而廣大市民，則莫名其妙。
可以批判地借鑑和繼承
筆者六月二十四日曾發表《積極不干預政策應檢討》一文，主張對行之已久的該項政策進行檢討。但檢討並不意味著完全放棄，熟悉香港經濟發展史的學者都知道，該政策雖有諸多問題，但並非一無是處，可以批判地繼承和借鑑。所謂「揚棄」，即含此義。
七十年代後港英多次強勢介入
長期以來，港英當局奉行英國古典經濟學奠基人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政策，企業自由，政府不作干預。然而，進入上世紀七十年代後，以金本位的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崩潰，英鎊區瓦解，而石油危機的出現又觸發自三十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在國際貿易中保護主義猖獗，香港也面臨經濟困境，通脹加劇，貿易失衡，使港府不得不開始調整自由放任政策，在市場失控、危機出現時，進行干涉。
港府在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進行干預的事例是很多的。玆以金融事務為例說明之：1983年港府接管面臨倒閉恆隆銀行；1985年接管海外信託銀行及其附屬的工商銀行，又以壞帳保證方式敦促中信銀行、恆生銀行收購嘉華銀行和永安銀行，又接管友聯銀行、康華銀行。1983年因中英談判爭拗引發港元信心危機，港府決定建立聯繫匯率機制；1987年股災，港府調動外匯基金注入恆指期貨結算公司，挽救期貨市場。諸如此類的強勢介入，在七十年代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自由放任」和「積極干預」均是錯誤理解
對此港英前財政司夏鼎基以「積極不干預」五個字來說明，在「積極」和「不干預」的概念上存在矛盾。因積極就要干預；如不干預，則難稱積極。但也不必苛求字義。在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也曾作出干預，例如金融風暴後入市並設立盈富基金、暫停賣地、殺雞補償、參股與建迪士尼樂園，成立中小企業貸款基金，成立創新科技基金、達成CEPA協議等，皆很明顯。
因此，不論在香港回歸前後，都不能把「積極不干預」理解為「自由放任」，也不能把曾氏所說放棄「積極不干預」理解為「積極干預」。兩種理解都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基本法》規定干預和不干預應融為一體
《基本法》第五章專章規定了香港特區的經濟政策，將干預和不干預融為一體。如第112條不實行外匯管制、港幣自由兌換、資金流動自由；第114條自由港；第115條自由貿易政策等，都是不干預政策。但第110條依法管理和監督金融市場；第111條港幣準備金；第118條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第119條制定適當政策促進各行業發展等，又皆為干預政策。
當然應當認識到，港府過去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具有被動性、滯後性和個案性，已經不能適應八十年代以後出現的全球經濟一體化、內地深入改革開放以及制度性區域貿易安排的國際潮流。《基本法》對此是有預見的，它不但要求政府對某種單純失控事項探取事後補救措施，而且要求政府全面認清形勢，主動積極進取，不要落後於市場變化，改善目前在經濟領域內決策低下、決定滯後、胸無成竹、口徑模糊的狀況。（本欄每周三刊出）（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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