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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 自由黨主席
對於應否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的問題，社會上一直存有不同的聲音，其中立法會上周便再次否決了相關的議案，再次顯示大家對此課題是存有不少分歧。反而不少中小企和學者都指出，為最低工資立法，不但會加重營商成本，增加公司經營困難，亦會害苦打工仔，可說是弊多於利，所以自由黨一直都不贊成立法之議。
大部分勞工派議員都表示，他們希望爭取立法保障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無非是為打工仔爭取他們應得的合理報酬，和享有充足的休息時間。對於這個原則，自由黨是表示理解的，亦相信絕大部分僱主都是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盡量照顧勞工福利的，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不是立法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更要慎防好心做壞事。
開創就業是脫貧最佳方法
一直以來，支持立法者都一廂情願地，以為最低工資是解決貧窮的獨步單方，但不少國際知名學者都已指出，最低工資對低技術勞工來說，其實是糖衣毒藥。其中，研究工資與失業率達40年的應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便曾明確指出實行最低工資制度，低技術勞工的待遇會更差，因為當僱主要用較高的成本去請人時，必然會選擇技術水平較高的人，而那些沒有技術或只有極低技術的勞工，便只能面對被淘汰的殘酷現實。
由世界銀行發表的《2004至05年度世界發展報告》也指出，根據過往的經驗，開創良好的就業機會，是幫助人們脫貧的最佳方法。至於為最低工資立法，雖然全世界不少國家或地區都已設立了相關法例，但貧窮並沒有在這些地方消失。由此可見，訂立最低工資並非減少在職貧窮的萬應靈丹，而是要透過其他政策的配合，才能徹底幫助到那些低學歷、低技術的低收入勞工。
立法保障不了工人飯碗
或者我再試舉美國的例子，來說明最低工資立法對經濟帶來的損害。美國勞工組織的資料指出，聯邦政府早於1938年便訂立了最低工資，但近20年以來，全球經濟迅速發展，美國則因工資過高，反而令大量廠家將工序移到海外，減少在美國境內的投資，繼而令大量本土職位流失。在這情況下，縱然法例保障了最低工資的水平，卻保障不了工人的飯碗。
至於規管標準工時，也是畫蛇添足之舉，因為不同行業會因應它們各自的業務需求，有不同的作息時間，況且我們不能忽略一個事實，就是很多時員工願意工作長一點的時間，去換取較高的收入。假如我們以一刀切的方式去規限了最高工時，只會令這些勤奮的打工仔無法「多勞多得」，變相減少收入。
檢討現時每日150個單程證名額
外國一些國家都有最高工時規定，但德國及法國在2004年時，都曾經歷博世(Bosch)及西門子擬將工廠移到東歐的情況，當時有關公司的員工，都為了保住飯碗，情願延長工時以換取公司不外移，兩國更曾醞釀將工時規管向上調或撤銷，以提高競爭力。
其實簡單來說，工資升跌與經濟好壞是互為關連的，當整體經濟好轉，百業興旺，企業自然會增聘人手。在經濟供求定律下，當需求大於供應時，工人的薪酬便會上升。所以，政府並不是去立法損害營商的彈性，而是應做好本份，致力維持香港經濟繼續發展，保持上升良好勢頭，造大經濟的「餅」，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則工資水平便會水漲船高，打工仔亦自然有好日子過。
但問題的根源，在於低技術勞工供應過剩，要糾正這問題，便得從現時每日150個單程證名額著手，減少低技術和低學歷勞工不斷輸入香港的問題，否則供過於求時，整體工資水平只會不斷被拖低。即使勉強為最低工資立法，亦只會衍生更多如黑工等問題，這對一眾打工仔來說，又如何談得上保障呢？（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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