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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霍英東代表了香港商人以近百年來中西方交流、衝突和融匯中磨練出來的特長，務實回饋國家民族的一個難得範例。這方面，最具實質政策啟導作用和文化象徵意義的，是白天鵝成功把港式經營和管理移植廣州，由南至北，開幾十年中國開放改革風氣之先。他是香港的、中國的。
中西之別，經濟和工商百業的功能和發展，以至商人的活動自由和地位，是一個關鍵切入點，百多年來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一個主軸、場域和指標。
香港可能是中國第一個以商業活動、商人階層作為社會主體主流的一個組成部分的社會。中國的現代化，一個含意是中國人社會由鄙商反商向重商利商的轉型。霍英東走過這條路，而且是跨越中西方的歷史和文化差距。他走過這條路的時候，為自己和家人牟，也為這條路修路築橋，為眾人百姓牟，為歷史牟。
鴉片戰爭打破中國的百年閉關自守，但中國人要大半世紀才認識需要現代化、走向世界。起初的幾十年，要的只是簡單直接的富國強兵、救亡圖強，沒有現代化的概念。救亡圖強起初是等同船堅跑利的軍事力量，繼而擴大到工商百業和經濟實業，再而是教育、科技和社會民生秩序，再而是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再而是法治，再而是文化哲學，以至總體的文化生命。
霍英東一生，經歷香港這百多年的一半時光。從輟學開始，他和香港社會和商界共呼吸六十多年，參與香港這百多年的轉型的三分一，以他融匯中西、分清主次的思維和辦事方式，在多重的客觀「深層次矛盾、問題和風險」中走出一條路，找到最可能的自然應然、合情合理均衡點。
這絕非容易。百多年來在中西的汪洋大海的湍流中，內地和香港不少人在不同階段都曾不明所以、不知深淺，或虛妄自我高貴，或初學便開快車，在客觀「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面前不是逃避挑戰，就是盲動蠻幹，遇挫折即條件反射，不忿，恣意，以權力和資源掩飾、卸責、護短。二百年，中國對於現代化和現代性，仍未得要領。
相對於中國內地百年，霍英東和香港社會一樣，堅持商業利益、民族感情和學習西方新式管理。這不單是限於商業行為和活動，而是廣及於日常生活、社交和政治經濟層面。近一世紀的香港九七前的英人模式、香港九七前華人模式、香港九七前後華洋混合的模式，他取長補短，一一化險為夷。辦事、對人和賺錢，正反敵友各方加諸他身上的榮辱，有故無故，他似乎無所謂。現代社會的企圖謀略計劃的社會行動集束列序（Configuration of social actions in game-play），在神聖時間中由公正公平的競爭過程決定結果，他接受結果，找到正正反反因素之間的自然應然的合情合理均衡狀態，有取有捨，有代價有收穫，見慣也平常，保持平常心。香港現在各界和各方面立場觀點的人士和群體，基本上對他都持正面的評價。
百多年的「中體西用」，只進入西方的「已知之知」，略見成效，霍英東似胸中自有塊壘，自覺不自覺之間，看到不足，看到距離目標還很遠、有多遠，會有什麼反覆難關，又有直覺知道在什麼要害處行動，常懷「走多遠就多遠、多少就多少」、「即使明知輸，也要輸得好好睇睇」之念。霍英東的啟示是：把自己放在歷史和現實現象的未知和不確定之下，務實做好可以做好的，謙遜虛心，勿囂勿傲、戒躁戒虛妄，不自我膨脹、以我為主，百姓心中自然有一杆秤，歷史自然有一個公道說法。(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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