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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軍
魏晉士人受到由來已久的品藻和清議之風的侵染，對人物的形神之美格外重視，這種對美的嚮往是建立在對審美對象儀容、言語的把握基礎之上，從而進一步使人領略到其神韻之美的。最早直接探討這一問題的是孟子。《孟子．盡心上》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就是說人的內在精神能夠表現於人的外在形體；而魏晉時期直接繼承了這一思想，亦重形神互暢。劉劭指出：「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人物誌．九征》），《抱朴子》曰：「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一方面，內在精神之美只有表現於外在的形體時才能為人所感知；另一方面，外在的儀容也只有當它顯示出內在的神韻才會脫俗超凡、別具風味，所謂「漢魏之人，最重神味。曰神姿高徹、神理秀徹、精神淵藪、神衿可愛」（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在《世說新語》中這一特點表現得尤為突出，其專設「容止」一門即可看出對儀容的重視；而書中對神韻的讚美也是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世說新語．夙惠》2）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世說新語．賞譽》103）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座，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世說新語．品藻》42）
《世說新語》中帶「神」的詞彙特別豐富：神識、神理、神俊、神王（旺）、神宇、神衿、神檢、神駿、神鋒、神懷、神悟、神意、神姿、神色、神明、神氣、神情、神候、神令、傳神、風神等。而這種神韻之美又是通過人物儀容完滿呈現出來的。
魏晉士人欣賞儀容之美，和儒家對儀容的講求完全不同。他們的評論不是敘述人物的儀容如何如何符合禮法的要求，而是直接地描繪和歎賞人物容貌的美：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即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世說新語．容止》2）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世說新語．容止》7）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世說新語．容止》9）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世說新語．容止》19）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魏晉時人對容貌之美是讚賞肯定的，雖然並非大量的描寫人物外形，卻在簡練的筆墨所勾畫出的人物形象中，極好地表現出了魏晉時人品評士人的審美風尚。與此同時，這種對儀容美的欣賞之所以獲得魏晉時人的認可也是與其背後所蘊藏的魏晉士人面目氣韻密不可分的。嵇康在《養生論》中說：「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葛洪在《抱朴子．清鑒》中指出說：「區別臧否，瞻形得神。」
《世說新語．容止》第23條記載因為庾氏家族執政的不公，導致蘇峻作亂。忠心為國的陶侃認為庾亮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認為「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然而當他看到庾亮的「風姿神貌」時，「一見便改觀，談宴盡日，愛重頓至」。可見士人的「風姿神貌」在當時社會的人物品評中佔有何等的重要性。而此種神韻更為突出的是透過士人的雙目傳達出的，眼睛直接反映處事人的精神狀態，通過眼睛可以探察出人們很難把握的心靈魅力，所以當王尚書問及王右軍夫人「眼耳未覺惡不」時，她立刻答道：「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世說新語．賢媛》31）可見其對眼睛的重視，實際上是指向對自身精神狀態的重視，這種以目傳神的觀念在當時非常有影響：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眼下電」（《世說新語．容止》6）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如嚴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世說新語．容止》10）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 （《世說新語．容止》27）
「目」屬於傳神之形，由「目」可以窺視出形骸之內的神韻，這種觀點已見於《孟子．離婁章句上》：「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曹魏重臣蔣濟也說：「觀其眸子，足以知人。」（《三國志．鍾會傳》），可見這一傳統一脈相承。裴令公通過「目」來評價別人，王夷甫也通過「目」來識其精神，即使在病中，一股神韻之美還是勃發如往，顯然已經脫離了形骸的束縛，恆定而又持久地奕奕生輝，而「眼如點漆」的杜弘治更是異於常輩，超然若神人。士人之神韻在秀美風姿的觀照中展現無遺，這一重「神」的傾向，直接地影響了晉代人物畫對傳神境界的追求，顧愷之繪畫理論的基礎就來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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