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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永起
「香港要推動文學，不能只是津貼作家出書。讀者對書本沒興趣，出再多的書也沒用；你要辦文藝營，要培養讀者的閱讀習慣，教他們怎樣去讀，這樣才會對文學作品有需求。按資本主義的理論，有需求自然有供應，出書才會有人買。」
來港參加「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回顧與廿一世紀的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兼比較文學系教授、詩人張錯，在接受記者訪問時如是說。
該做甚麼不該做甚麼，在張錯眼中其實很簡單，要解決問題便需找出根源。做學術研究，同樣要追本溯源。
研究現代文學的詩人，近年正從事「前五四文學」的研究課題，從何開始？
「不是1919年。」張錯說。時間追溯至1845年鴉片戰爭，再往前摸索，是1600年，利瑪竇入華。
即使接受訪問，他也從上古說起：「夏商的銅器時代開始……」
銅器時代？記者本來想和他聊聊現代文學，他倒從歷史數起：「文學不可以截斷的，不能說做現代文學研究，便把以前的都割斷。」張錯說。
於是，他致力發掘根源，還嘗試從多方面去了解文學作品所呈現的歷史及文化背景。「在東亞系裡關於中國文化課程的，我們會採用美國方面的英文教科書。英文書差不多會把中國歷史、文化史、思想史等放在一起，教授可以因應自己的專長去教。如研究歷史的，可以與歷史結合，從歷史中呈現文化的表徵。」
古鏡共有多少面？
這是「Inter-discipline」（跨學科）。張錯說，讀文學的他，也一跨，跨到歷史界別：「除了文學，我還做很多文物的研究。文物就是用歷史和文化去呈現文物本身的意義。」
他列舉陶俑的例子：「在宗教傳進中國前，陶俑的形態是一個侍奉者的角色，做的是僕人、弓箭、豬欄、穀倉等；宗教進來之後，除了侍奉者外，還有神祇的出現，有天王，有力士。這個現象很有趣，即是，你讀文學並不只是讀寫的文章，文章中所描述的，其實是一種文化，但文化並不只是一個外表，而是有甚麼刺激這種文化的產生。」
再舉例，或許更容易明白。「唐傳奇的第一篇作品是《古鏡記》。我寫過一篇文章，從中考據出有五個鏡，鏡子的紋飾、圖案，甚麼時候拿出來可以鎮妖降魔。作者王度不只是講鏡子，如果對文物，尤其是青銅鏡有研究的，會發現當中講的不僅是一個鏡；作者王度是隋唐人，但他是不是寫唐鏡呢？不然，他也可以講漢鏡。」
「文學研究不是單一、單向的。」張錯強調，文本是一個虛構的故事，如果讀者用文本去演繹一個故事出來，也不過是一個故事而已。
利瑪竇挑戰欽天監
張錯侃侃而談，一晃眼便已過了十幾分鐘。原定一小時的訪問，最後因他另有要事，只能在半個小時內完成。記者怕訪問超時，看著手錶，他倒過來安慰：「不打緊。」然後像在上課，討論起「前五四文學」。西方思潮對五四文學的影響，要追溯，是否便是嚴復、梁啟超？
「一定不是1919年。」張錯強調，1919年本不是一個文學運動，只是一個政治運動，再從中牽涉到新文學的崛起。要往前推，可以前至1840年的「鴉片戰爭」。「但若要再推前也可以。我便一直推至1600年。這一年發生甚麼事？」
是明末利瑪竇入華，帶來的是基督文明，影響的並不只是後來一個洪秀全。「基督文明當初便是以科學的真理附會成宗教的真理，從天文地理挑戰傳統的『天命』。」
「以前我有個老友胡金銓，本來想拍利瑪竇來華時與欽天監的競爭。開場講述日蝕，欽天監預計將在某日某時，利瑪竇說應是另一個時間。最後利瑪竇說中了。在基督文明來說，科學的真理其實便是上帝的真理。」
五四文學最宿命
從基督文明到西書中譯，再到新文學：「很多人說『新文學』是浪漫主義，但我強調這是一個自然主義，即命運操縱一切。這是西方來的，很宿命的宿命論。」對於「五四文學」，如今我們讀到的，沒有一個開心的作品。
從張錯最敬佩的魯迅談起，作品中的人物，如《祝福》中的祥林嫂等，「全部都是封建社會裡的犧牲品，很sad（悲觀）。」他說。若要再往前數，晚清的文學，豈非也受西方思潮影響？
「鴛鴦蝴蝶派是《茶花女》，粵語殘片也一樣，富家子弟喜歡上妓女，然後父親的反對……當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受影響的。」他說。
1943年出生於澳門，其後在九龍華仁書院讀書的張錯，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外語系畢業後，便在美國升學，離開香港已數十年。繼幾年前到本港大學當客座教授，這次重來，出席的研討會，談的是「回顧與展望」。
「我是回顧得更多。文學是一個整體，不是說回顧便表示已經完結，而展望才是新的。」於是，他在整體中為現時所讀到的文學尋找根源，摸索出發展的脈絡。
「現在根本不是一個書的年代，很混亂，哪裡還有人出書？根本沒有人買。但沒有人買書的責任在哪裡？」要看的是一個整體，他再次強調。振興文學，要做的並不是幫助作家出多幾本書。
「要培養文藝青年，要培養基層的讀者，培養他們的需求，這樣才會有人看書。」張錯數完歷史，最後總結，一切還得從根源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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