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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達志 深圳市社會科學院
深港國際大都會的形成，重大意義在於有能力作為區域經濟單位的代表，在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中，成為區域經濟中的一艘大型「航母」。從這個意義上說，深港共建國際大都會，將有助於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重要貢獻。因此，深港共建國際大都會應納入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成為國家層面的戰略安排。
深圳和香港是水陸相連的兩座城市。自從深圳成為經濟特區以來，兩地的經濟合作關係，就一直是人們熱議的話題。眾多專家學者和有識之士甚至設計和提出深港經濟一體化的種種目標模式：「深港融合機遇難得，在一定意義上，深港一體化就是國際化」（北京馬洪）；「深圳和香港組成的灣區，與融合了幾個城市的舊金山灣區非常像。相信在30年後，人們說起這個地方可能不再提深圳或是香港，而是叫『深港』，深港同城可以期待」（香港吳家瑋）；「深港之間應該共建都市圈，無論是叫深港都市圈和港深都市圈都行」（北大周一星)兩地專家的意見不謀而合，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歷史呼喚中國的國際大都會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是符合經濟規律而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深港關係的未來，當然也不可能離開這種大背景。深港共建國際大都會，是我國適應、迎接、融入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潮流的需要。
大規模海戰需要航空母艦，激烈的經濟競爭中要戰勝狂風惡浪也需要經濟「航母」。深港國際大都會的形成，其重大意義就在於有能力作為區域經濟單位的代表，在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中，成為我國第一艘經濟「航母」。從這個意義上看，深港共建國際大都會，將為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重要貢獻。因此，深港共建國際大都會理應進入國家的總體戰略，成為國家層面的戰略安排！一句話，深港共建國際大都會，是我國迎接21世紀機遇與挑戰的國家戰略的需要。
幾年前，中央領導曾明確要求深圳要擴大功能空間。深圳和香港目前都遇到發展空間有限、經濟增長難以為繼的突出問題，但是兩地可以揚長避短、優勢互補，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尋找新的發展空間。
深港國際大都會具有充分可行性
深港共建國際大都會的動議絕非心血來潮，也不會成為空中樓閣，而是有充分可行性的。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已成為國家的一貫方針，繼續發揮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的「排頭兵」作用也是國務院的明確要求。胡錦濤總書記會見香港特首曾蔭權時強調：要繼續加強內地與香港在各個領域的交流和合作，促進香港與祖國內地共同發展。
深港共建國際大都會的目標模式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同。深圳市2005年12月制定的《深圳2030年城市發展策略》提出，未來的深圳將是「強調深港合作、共同發展的世界級城市。」並將「與香港共同發展的國際都會」列為深圳的功能定位之一。此前此後，香港的官員和知名人士陸續公開表達了深港共建國際大都會的看法和願望。2006年8月，深港聯合在深圳舉辦的首屆「深港合作論壇」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在書面賀詞中說：「港深兩地各發揮其特色，優勢互補，是中國最具規模、服務功能最完備、與國際聯繫最為密切的經濟夥伴，為國家改革開放和區域合作提供實際的經驗。」
再次是深港兩地的合作已有相當基礎，實際上已為深港國際大都會奠定了基礎。由於深圳實行外向發展戰略，而香港是世界公認的自由港，因此，在經濟領域，深圳和香港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最後是深港兩地在地緣、人緣、親緣，包括語言、文化、傳統乃至風俗習慣、交往方式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共同性、親和性，這對於未來深港國際大都會的和諧社會建設，將具有獨特的優勢。
深港國際大都會呼之欲出
近幾年，推動深港共建國際大都會似乎已經成為上上下下的共同默契，兩地許多舉措實質上已遠遠超出已往深港經濟合作的固有內涵，而國家的若干大動作更給深港兩地傳達春天般的信息。特別是自CEPA實施以來，深港經濟在以往廣泛合作的基礎上大步跨上新台階。2006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授權特別行政區政府對位於深港西部通道深圳一方的香港邊境檢查站實行口岸管理，在深圳的地面上實施「一地兩檢」，這是國家立法機構對「一國兩制」原則下邊境管理模式的創新，將給今後深港合作的廣闊領域提供範例和啟迪，直接推動深港國際大都會的創建。(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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