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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永起
曾經，《十萬個為甚麼》是記者少年時代的精神食糧，這套書初版的主要作者葉永烈，去年底來港參加由藝術發展局主辦的一個研討會，未免叫人興奮。
但香港讀者對這位上海作家的認識，最熟悉的，可會是《毛澤東與蔣介石》及《江青傳》等「四人幫」傳記？
昔日的科普作家，轉型以名人傳記、紀實文學成名，至今著書130多本的葉永烈，坐在會客室裡，豪氣萬千：「我只寫大海裡的怒濤，不寫小酒杯裡的風波。」第一手、高層次、大題材，葉永烈強調著自己作品的三個堅持。
即使數年前偶爾重拾科普之筆，為昔日大賣的《小靈通》寫續章，他仍主打名人傳記。但聊著聊著，《北大情書》收有他寫給太太的情書，長篇小說仍在寫，雜文出了書，還有累積下150萬字為其他作家所寫的序言，也可出版。
如果再算上早年的詩作及科普讀物，難怪葉永烈強調，他不是「傳記作家」，記者猜，他該是個「雜家」。
「我書讀得很雜。」葉永烈說。
他在會客室裡坐下，記者啟動錄音機，開始發問，他也順手掏出一部錄音機來，是多年來專訪名人的習慣吧。有錄音為證，後來葉永烈說，他的書中每一句話都是有根有據，甚麼地方有些甚麼人說了些甚麼話，大抵，都已備案。
學化學造肥皂
不但書寫得雜，也讀得雜。「最近在看鄧力群的回憶錄，可以知道很多事情。」還有與長征相關的書、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書、北韓的旅遊書……看的書雜，卻都具有功能性。
「我修改了《胡喬木傳》，這次增加了十幾萬字，看鄧力群的回憶錄，剛好可以補充他晚年的一些事情——胡喬木的晚年是和鄧力群不可分割的。」
「關於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書，最近在修正再版……」
「朝鮮的書也看得比較多——主要是我寫了一本關於朝鮮現狀的書，叫做《真實的朝鮮》……」家中客廳裡一張半躺式的沙發，記者可以想像躺在上面的葉永烈，隨手在几上拿到一本書便翻開，几上堆著的是用紙條做好記號的書籍。
「讀得雜寫得雜，主要是我的興趣比較雜……這次與會的教授嘉賓，差不多都是中文系畢業的，理科的就只有我一個。」曾經一心一意要考進北大新聞系的葉永烈，在得知招生少，一個省還不能有一個名額，便轉考化學系。
對於他的父親來說，兒子讀化學，最低限度可以造肥皂，卻造就了後來《十萬個為甚麼》等科普讀物的主要作家。
用事實說話
「轉折是在1986年左右，科普的作品都是我早期寫的，覺得不大能表達我的思想……」葉永烈說。「更準確來講，是1983年11月。」對於轉型寫紀實文學，他補充，二十年前的一部長篇科幻小說《黑影》，被形容為科幻小說裡的《苦戀》——昔日白樺備受批判的作品，此事使他下定決心跳入紀實文學範疇。
有香港作家指他的紀實文學「只述不論」，葉永烈有概嘆：「香港作家不明白內地作家的處境……一個作家應該非常真實地記錄歷史，我現在做的，就是歷史與文學的交匯，而且當代人寫當代事。」
當代人寫當代事，優勢是可以搜集第一手的資料，陳良宇事件發生後，他馬上開始著手準備，書未寫完，何時能出版也是未知之數，但先做好，將來便不必「戲說歷史」。
「我對中國的一些看法，都用這種體裁——這能很適當地反映我的觀點。」他強調紀實文學，正好能夠表達他的思想，
「我寫紀實文學時奉行一句話：用事實說話。」然而江青、姚文元等「四人幫」還有胡喬木、毛澤東，涉及的人物關係錯綜複雜，加上政治因素，能否暢所欲言？寫了多年紀實文學，他只賊笑：「尺度我把握得很準。」
已出版多年的「四人幫」傳記，他修訂後將合併成一本《四人幫興亡》，150萬的字數，將分上、中、下三卷推出；《反右派始末》也有70多萬字的再版；還有他曾提及的《胡喬木傳》修訂版。
妥協是一種手段
「作品寫完，在交出版社時會做一些處理，把預計有麻煩給刪去，送審的都是有把握可以通過的。但過幾年再版時會有所增訂，雖然也要報審，但就像拿美國簽證一樣，第一次很困難，第二次再去簽就容易得多。」
「《胡喬木傳》一書審查後，上面有一句話：作者對胡喬木晚年若干敏感的政治問題上，把握得很準確，詳略得當。」
葉永烈透露，《四人幫興亡》除了把《江青傳》等四本書合併在一起，內容上亦增加了很多。初版的「不完整」，可說是政治的妥協，還有市場的妥協，是讓出版社任意改他的書名。
「如我寫自己在三個不同城市的生活，原名叫《三度空間》，出版社給改成《我的私人生活》。當然出版社這樣改一改會較切合市場，就像《水滸傳》被改成《三個女人和一百零五個男人》一樣。這樣一改，書一下子就賣掉了。」
除了內地出版社，台灣的同樣改他的書名，內地版的《歷史選擇毛澤東》，過了海峽，變成《毛澤東的掌權術》。
妥協，書卻得以通過審查、大賣，妥協是否一種手段？葉永烈說：「作家要考慮市場，是為廣大讀者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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