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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曹鴻勛殿試策
吳潤凱
有清一代，沿襲前朝的科舉制度，實行八股取士。無數讀書人的仕途陞遷懸繫於此，他們學八股，考八股，用八股，往往感同身受，懷抱八股文章至上主義，認為八股之外無學問。小說《儒林外史》中的魯編修就是吳敬梓根據現實中人刻劃出來的一個人物形象。此人的「八股文章論」很可以代表當時一般讀書人的心理狀態。魯編修說：「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捆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但是，我們也不能據此就簡單論定清初讀書人的識見與境界。事實上，當時也有一部分讀書人對八股科舉制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與反思。這些人可謂為歷史的先知先覺者。
蒲松齡在他的不朽著作《聊齋誌異》中不乏對八股科舉以及八股文章的撻伐與批判。名篇〈司文郎〉就通過瞽僧之口，對八股文章極盡反諷。故事是這樣的：宋秀才途經報國寺，偶遇科舉考生王平子、餘杭生。一日，宋見一瞽僧坐在殿閣廊下設藥賣醫，驚訝道：「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請教。」王、餘遂各取文請僧品評。僧自言能以鼻代目，只要焚燒文章，即可辨其好壞。王每焚一文，僧均嗅而點頭說：「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脾。」王又問：「可中舉否？」僧答：「亦中得。」餘則將信將疑，先焚燒一篇古代大家的文章作為試探。僧嗅而大讚：「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歸、胡何解辦此！」餘驚駭不已，再焚自己的文章。僧嗅其餘灰，嗆咳數聲，說：「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膈，再焚則作惡矣。」餘只得羞愧而退。
然而，深具諷刺意味的是，數日後科舉放榜，王落第不中，而餘卻榜上有名。瞽僧聽說後，歎息不已，說道：「我的眼睛雖然瞎了，但鼻子還是靈敏的；而那些考官們，則連鼻子也不中用了。」無才高中，而有才被黜，文運顛倒至此，怎不讓有識者心痛？
我們知道，蒲松齡並非過分苛責與醜化八股取士，而是他親身經歷的一種寫照。觀其一生，除十九歲考中秀才之外，以後便屢考屢敗、屢敗屢考，到七十一歲才補了一個歲貢生。在〈司文郎〉中，宋秀才實際上是一個英年早逝的屢考屢敗的考生，上天憐其才情，而委他作粹潼府的司文郎；而瞽僧「亦是一鬼也」，前身是明朝一文章大家。我們也知道，蒲松齡「寫鬼寫妖」，動機在於「刺貪刺虐」，在於抒發自己鬱積於心的孤憤之情。因此，宋秀才、瞽僧雖隸屬陰界，實則寄寓了作者對於陽界失序的痛心疾首以及期望最高權威重立規範的急切心情。或許是「知易行難」的緣故，蒲松齡雖然在認識上已經步出了八股取士制的禁錮，甚至對其進行無情地揭批，但是，終其一生，他卻在實踐上汲汲於科舉的功名。這也是歷史對世人所開的玩笑吧！
與蒲松齡相比，紀曉嵐的科舉生涯則要順當輝煌得多。他三十一歲就中進士，並入翰林院。不僅如此，他還當過科舉考官，曾兩次任鄉試考官，六次為會試考官。因此，如果說蒲松齡是八股取士制的棄兒，那麼，紀曉嵐則是其寵兒，領受了科舉的無數恩賜。按理說，紀曉嵐應對八股取士制感恩戴德才對，但是，我們卻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同樣看到了他對魯編修一類的老學究的批判，事實上也是對八股文章古板無物、死氣沉沉的一種隱晦鞭撻。他也採用了蒲松齡以鬼狐譬喻人世的手法，只是作為「前朝大家」的瞽僧，置換成身為冥吏的「亡友」。故事在此展開了：
有位老學究夜間趕路，偶遇他的亡友。亡友坦言自己已經身為冥間官吏，將往南村勾攝死者的魂魄。學究自恃為人剛直，無所畏怖，於是同行。經過一處破屋，亡友說：「此文士廬也。」學究覺得奇怪，便問如何知之。亡友始道明原委：
「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汩沒，唯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沏，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狀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螢螢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唯鬼神見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
學究對亡友的理論大感興趣，帶幾分自得地問道：「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亡友囁嚅良久，才說：「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煙，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
這樣一位私塾學究，一生所學不外八股應試文章，自然要落得亡友的譏訕。然而，八股作為取士的硬件，雖然不算真學識，亦難免炙手可熱。學究門下的諸生即是為此而來。紀曉嵐雖是科舉出身，卻以才氣自傲，當然看不慣這種亦步亦趨的功利治學現象，故作文批判之。而老學究及其門生，無疑恰是八股取士體制下的芸芸讀書人的代表，他們在求取功名的同時，也犧牲了學問的性靈，成為被禁錮與被埋葬的一代人。鑒於此，紀曉嵐對八股取士的真實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實，早在蒲松齡、紀曉嵐以志怪小說批判八股之前，文人士大夫魏禧已在其論治文章中直抒胸臆，道盡八股取士的弊病：
「國家所以明禮義超越前代者，四書五經制科之得，而非八股之得；所以無經術遠遜前代者，八股制科之失，而非四書五經之失也。以八股可觀德，則奸偽輩出；以八股可徵才，則迂陋已甚；以八股可明理，則聖學實昌明於宋儒，未嘗有八股也。」（魏禧《論治四則》）
這樣一種理性批判的聲音，通過小說的仲介，不僅在蒲松齡、紀曉嵐的筆下得到了承續，也在吳敬梓、曹雪芹的敘述中得到了強化，實在不能不說是不幸之中的萬幸。到了晚清，知識分子批判八股的聲音日漸匯集，終於促使清廷於1905年廢除科舉。八股取士制從此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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