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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邊人的背叛，最令人心寒。
歸 一
看德國電影《竊聽者》(The Lives of Others)，我最感興趣的是：為什麼秘密警察韋斯勒會變成劇作家戴文的守護天使？
完全是沒有道理的。一個資深的秘密警察，長期監控別人，什麼樣子的人未見過？個別影評人說他是由於「一曲傾情」，聽到戴文演奏「好人協奏曲」而喚醒良知；也有人說，是由於戴文與斯蘭的真愛，融化了秘密警察的心；還有人說是由於韋斯勒對斯蘭一見傾情。這些說法，在現實中，我們不能抹殺這個可能性，但是作為電影情節的發展重點，似乎有點站不住腳：為了一首樂曲、一分憐憫、一個女人，就準備毀掉一生？事實上，韋斯勒最後既沒有得到任何人的欣賞，更沒有獲得女主角的垂青，就身敗名裂了。如果韋斯勒真的為了以上各樣東西而幫助戴文，他豈不是失敗者？但是無論是電影中還是觀眾的觀感，都沒有這種感覺。收結的一幕，韋斯勒，明顯地是神采飛揚的。
如果再分析下去，他的所謂身敗名裂是有兩個階段的。第一個階段是柏林圍牆倒下前，由於被上司識破他協助戴文，結果變成郵差（雖然也負起檢查信件的職責）。第二個階段是圍牆倒下，他雖然不再受到上司的針對，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到，前身為秘密警察的身份，必然為他帶來不少困難，而他繼續只是當一個郵差，就暗示他的生活，並沒有因為民主的來臨而有所改善。
如果按常理來推斷（也按照一般荷里活電影的「合理」發展），他應該和劇作家戴文重逢，而戴文的出現，代表韋斯勒的生活將會有所改變。好人終於有好報，大團圓結局了。然而，韋斯勒沒有找上戴文，這還可以解釋為不願施恩；但是戴文在知悉真相後，只是遠遠眺望韋斯勒一會，就回家寫小說，並在小說的扉章上，向韋斯勒致謝。
為什麼會這樣不合情理？更有趣的是，為什麼這麼不合常情，卻贏得萬千觀眾的愛戴？
我在欣賞《竊聽者》時，腦裡老是浮起春秋戰國的俠者形象。所謂俠者，用司馬遷的說話，「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不愛其軀到了什麼地步呢？荊軻之捨身刺秦，正是一個好好的例子。俠者，就是不講情理，為自己堅持的事情，把生命之火徹底地燃燒的人。只要他們認定了目標，就可以走下去，走到底，即使這個終點是無邊的黑暗，仍然無畏無懼，因為自己已經選擇了屬於自己的人生。
我們看看英文的譯名，就會更加明白此片的真諦。「別人的生活」，始終是別人的生活。我們對於生命的選擇，始終是自己的選擇。電影中的兩個男主角，都沒有被別人左右過自己的生活，這才是電影迷人的地方。秘密警察韋斯勒的魅力，在於由始至終，他都是基於自己的意志來行事。觀眾回想一下，他其實有數不清的機會，可以退回自己安全的生活中。戴文等詐作挾帶人離開東德；女演員斯蘭供出打字機的位置後；圍牆倒下後……每一個，都是他可以借助別人，讓自己獲得好處的機會。可是他沒有。由始至終，他都要按自己的意志來走，都是做自己願意做的事，無論是好是壞，都是他自己相信要做的事情。
韋斯勒如是，戴文如是。最初好友力勸他反政府，他不做；到他覺得要做時，做到底。他愛一個人，無論她如何軟弱，還是愛到底，甚至在她背叛時，還是不放棄，這從八九年後劇作再上演的一幕，可以看出戴文對斯蘭無怨無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戴文含蓄地表達了一個完全堅持自我的人。
反過來看，受人影響的斯蘭，反而沒有好下場。部長恃勢用強，她就範；但是韋斯勒在酒吧向她說了幾句直入心坎的說話，她又一百八十度轉變態度，要和戴文共同進退；被人拿住把柄，昔日誓言如風而逝，她迅速地出賣戴文，可是又沒有出賣到底，仍然把打字機的收藏地點隱瞞，彷彿還有一點底線的堅持。但是這個堅持只要再被人加點壓力，又崩潰了。好吧，那麼切切實實地當一個叛徒吧？又受不了良心的譴責，自己衝出街上，撞上車，死掉。
斯蘭的死，電影不是藉此譴責她的不道德，而是深深地呈現了一個真理：軟弱的人，沒有人生。在這齣電影中，唯一失去生命的，就是斯蘭，和戴文的好友導演。好友導演最後自殺，正正是由於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至於斯蘭，她的死輕若鴻毛：如果她為愛堅持到最後，不過是失去演出的機會；如果她為演出把男友出賣到最後，她又可以尋回演員的生命。可是她沒有，只有死，因為愛與演出，她都沒有足夠的意志堅持下去。
最後，兩個男主角都沒有見面，沒有相遇，雖然彼此在對方的生命中，都留下了一道最深刻的印記，但是二人的生命，並不需要有任何交集。我們可以惺惺相惜，卻不需要對方為自己的生活指手劃腳，即使這種介入，可以出於善意。如果觀眾對德國哲學有點認識，更加不難發現，電影中的兩位主角所呈現的，不是東方的游俠，而是尼采筆下的超人。
電影迷人之處，不在於監聽手法的聳人聽聞，不在於男主角的演技出神入化，而是在於這種繫於人心的永恆之謎：在滾滾紅塵中，誰人有足夠的意志，當自己生命的真正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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