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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本是平常事，我們學懂珍惜生命，也要認識面對死亡。
文：李卓賢
愈短暫的人生愈教人惋惜。浪漫詩人雪萊和拜倫死時才30出頭，文天祥與史可法禦侮殉國時也不過40多歲。英年早逝的例子，說明了時不予人的殘酷現實，每分每秒都有壯志未酬的年輕人被死神奪去生命。
與嶺南大學哲學系黃慧英博士談論死亡問題的那天，是風和日麗的星期四，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生死教學的種種，這種關注與談論，當然無法制止4天後會發生美國大學槍殺32人的慘案，也不能改變徘徊於死亡邊緣的病人命運。既然生死學不能改變事實，能做到的又是甚麼？
親身體驗 文字記錄
由黃慧英編撰的《訪問死亡──大學生的生死筆記》，讓不少書店感到為難。筆者在各大書店查找書本資料，店員大都未能把書本類別定位——是社會學類別、哲學類別，還是心靈系列？電腦中明明有其進貨紀錄，但找了半天還是徒勞無功。
「死亡，可說是終極的失去。那麼，生命要藉此教導我們甚麼呢？這一個難解的問題，從經歷喪親之痛的同學身上，我得到了不少啟示。在04/05年度，我首次連續兩個學期都開辦『生死學』，並揀選了曾經歷至親死亡，以及對死亡有獨特見解的同學，進行個別約見及晤談。這本書是圍繞著『死，怎麼一回事？』與『喪親經歷』這兩大課題整理出來的晤談內容。」
黃慧英在這本收錄了數十位大學生的生死談的小書序言中，交代了出版的源由。嶺南大學哲學系的生死學通識課程，自2002年開辦至今，每年都受到不同學系的學生歡迎，這書可視為研究計劃「香港大學生對死亡的態度」的小成果，看看讀者對這本書的反應，日後或會把其他訪談材料整理出版。
生命終結 學習起點
和其他高等學府的生死學課程相較，嶺大生死學課程較重視體驗式活動（activities），因此除了死亡訪談外，從04年起，課程增加臨終病人探訪活動，讓大學生與一些尚有活動能力的末期病人（terminal patient）接觸，設計自己的墳墓、遺囑等。
黃慧英說：「大部分同學在接觸這些末期病人後，無論對生命和死亡的意義，抑或對生死關係的看法，都有正面的改變。有些末期病人也打破了固有觀念，對死亡表現出勇氣，就算時日無多，也希望能樂觀地過每一天—這正是生死學課程的目的：並非貫輸死亡哲學的概念及知識，而是讓學生從體驗中建立自己的生死觀念。」
對死亡與個性消亡的意義理解不同，往往造成不同的恐懼與反應，表現於各種思考與行為中。筆者想起在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ra）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中，主角湯馬斯透過外遇和偷情，以逃避政治壓迫的恐懼；又或一些作家與畫家在患上絕症時，才華往往有超凡發揮——這些都是人對生命無常表現出來的回應。
生命教育 帶入社區
如何安身立命，反思自身的人生觀，幫助身邊的人面對死亡，過度悲傷，是生死教學的焦點。在黃慧英看來，生死學著眼的是生活本身，不是死後世界。人對生命體驗就是人的老師，教導生死的意義，不一定是大學教授或者理論者的專利，一個人如果有深刻的生存或瀕死的經驗，即使他目不識丁，身份低微，都可以教人嚴肅反思死亡。黃慧英沒有把自己感興趣與擅長的哲學理論灌輸給學生，而嘗試引導學生對自身的思考，改變他們的人生觀。
黃慧英續稱，生死學在西方早已很普及，無論從中學以至大學心理學、醫學、社會學等學系中，都可以找到這跨範疇科目的蹤跡。在台灣，生死學的發展也很先進，曾在美國執教鞭，把生命向度引入死之學的已故學者傅偉勳教授，早在10多年前已在南華大學推動成立生死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Life and Death Studies），翻譯相關的西方著作，開辦以社區為對象的生死學課程與研討會等。
本港其他高等院校雖然也有開辦生死學課程，但教學多停留於理論與知識的層面，忽略「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實踐精神。在研究的領域上，因為生死學的實質回報少，重要性未受到重視，所以當黃慧英嘗試把她的研究擴展至全港性或者社區性時，也遇到很大阻力，較難取得實質的支持。
被問及為何會投身生死教學，黃慧英想了好久才回答：「轉捩點其實不是很明確，可能是自己在閱讀和思考時，例如從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的著作中，深深被其抱負打動，明白到生死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事情，它意味畢業，毋須恐懼。開辦生死學是要把信念傳揚開去。」
在處理死亡的問題同時，她的教學開始轉向處理生命中的偶遇與人際關係的問題。除了學院的工作，黃惠英沒有停下她思考死亡的腳步。最近，她與謝建泉醫生、陳麗雲教授、陶國璋博士等人成立「香港生死教育學會」，為醫護人員提供生死學講座，將來還會開辦一些生死學的成人課程，將生死學帶進香港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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