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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劉嘉榆
70、80年代，香港工商業由「Made in Hong Kong」發展至「Made By Hong Kong」，製造業推至高峰。當時本土工商業壯大，凸顯了土地及勞工不足的問題，工業進入了瓶頸。但香港商人看準了79年內地實行的改革開放的契機，開啟了香港及珠三角「前店後廠」的合作模式。香港工業又再次進入高峰，直至84年中英談判，一批香港人選擇了離鄉背井，到他方展開新生活。當然，有危亦有機，同一時間，卻成就了很多人填補了市場上的空缺，也許，這就是「時勢造英雄」。
香港在70年代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一，出口總值大幅飆升，相比起1960年，1970年的出口總值增幅4倍有多，達至123億港元，製造業所僱用的人數多達55萬。當時，中國成為聯合國其中一員，香港亦成為中國與世界經濟貿易的中間人。即使73年香港股市狂瀉，工業貿易作為香港經濟的中流砥柱，亦沒有受太大的影響，76年出口貿易總值，更突破300億港元大關。
土地勞工不足 港陷瓶頸
隨著歐美大眾對生活質素的要求日漸提升，對產品的要求亦相應增加。除了新興工業因而崛起外，傳統行業亦更新經營手法，轉而生產高質素、高增值的產品。當年有些工廠要分3班制，為的是24小時生產，加上當年勞工法例保障不足，社會的氣氛多是積極打拚，不少工人一星期工作7天，整個月沒有半天休假，也不足為奇。
工業地位的逐步提升，卻同時凸顯了香港土地及勞工不足的問題，勞動力及土地資源已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當時工廠為爭奪工人而各出奇謀，以勤工獎、介紹金、廠車接送等等吸引工人加入。
1966年創立肇豐針織有限公司的方鏗表示，幸好內地在1978年改革開放，為對勞工需求極大的毛衣生產帶來了希望，他坦言當時因為中英關係不明朗而考慮過移民，他身邊也有不少在60年代經歷過「三反五反」、在70年代經歷過「文革」的朋友選擇離開香港，但他最後仍是留下來，更前往內地發展。
初期北上設廠 交通不便
現為宜進利集團主席的梁榕，在1986年開始返內地設廠，他說︰「香港有自由經濟，又是我們的地方，如我們仍不可在此立足，將來如何走下去？」就是憑著這股信心，沒理會在84年鬧得熱烘烘的移民潮，而且更想到既然香港早晚回歸中國，不如早點到內地發展鋪路，方為上策。
但初到貴境，他最大的困難就是缺乏水電供應及交通網絡。他憶述，如今過關只需15分鐘就可到達的廠房，當年卻要折騰上3小時。「當時我們要買整條村做工廠也不算難事，只需白紙黑字列明金額，彼此簽名落實，完全毋須上律師樓辦理手續，更談不上是正式合約。但買了地並不代表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當時令我最頭痛的，莫過於水電供應和交通不便。」
曾經在60、70年代撐起半個香港製造業的玩具界，在80年代初漸變夕陽工業，其中一個原因是玩具業務必須大量勞工工人作後盾，惟當時香港缺乏工人，縱使有工人，他們的人工日漲，令生產成本提高，業務壓力加重。即使內地提供了不少便宜的勞動力予港商，但在內地設廠所面對的問題，仍未能立時完全解決。
埋頭自尋出路 危中尋機
黃鐵城於1977年成立鎮泰玩具集團，現在於內地共擁5廠，聘用近4萬員工，但在1982年，他初到內地設廠時，不無艱苦的日子，因為當時許多中國農民轉做工人，但他們根本不明白怎麼做工人，所以必須向他們提供培訓。
另外，由於文化和地理差異，黃鐵城之前並沒有計劃要為他們提供宿舍和飯堂，故一下子叫他多了不少開支，他表示，「香港人就是不會埋怨的，所以當時多辛苦也是自己找辦法，找出路，這正是香港人精神了。」
自稱初創業時，連掃地也要自己做的偉易達集團主席黃子欣，現擁有全球員工3000萬人，公司營業額一年超過90億元。其實他的業務並非「蒸蒸日上」，而是在「危」中尋「機」。例如80年代初，他的公司中不少有經驗的工程師及高級職員移民加拿大，幸好，他靈機一動，就在加拿大開設寫字樓，在當地再次聘用該批舊員工。當時美國剛開放900兆赫這個高頻，那班在加拿大的工程師，就研發出全球首部高頻室內無線電話，為偉易達集團帶來不少生意額。
內地改革開放廿多年，香港投資超過2000億美元，為全球最大的投資者，香港廠家賺取數千億元，中國國民收入增加20多倍。中英雙方於1984年簽訂聯合聲明之後，內地與香港的經貿合作愈來愈密切，從1979年內地實施開放後，短短6年間，內地亦首次成為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
「前店後廠」經營 更勝往昔
及至今天，香港與內地的經貿合作從未間斷。就以1986年至2006年的情況為例，於1986年香港製造業的出口總值為276,530百萬港元，而2006年數字則為2,461,027百萬港元，20年間出口總值以接近9倍增長。然而工人數目卻反比例以5倍多幅度減少，由1986年的86萬多人，下降至2006年僅剩餘不足16萬工人。這全因香港廠商現時於內地的約6萬間工廠，共聘用超過1000萬人，可見，不能單靠工人數字減少而斷言本港的製造業正在萎縮，反而因為進入了「前店後廠」的新合作模式，以內地大量工人作生產後盾，令香港製造業更勝往日。
握契機懂變通 成功基石
「契機」與「變通」彷彿就是香港每一個高峰的基石。第一個高峰來自50年代內地的動盪，帶來了大量內地廠商及資金的「契機」創出香港的第一個工業高峰；60年代末香港因名氣不夠而未獲邀參加紐倫堡玩具展，於是「變通」出以貨車作展覽地，以「打游擊」形成參展。
發展至後來，中國改革開放，打開了廠家內地設廠的「契機」，而配額的問題亦迫使廠家加快現代化的步伐，更巧妙地施展香港人的高度應變能力，略施小計解決影響生意額的配額問題，帶來工業的第二個高峰。
外在的變遷當然不能控制，但香港人的拚搏精神，以及堅持並深信自己可以成功的信念，卻帶領著港人在每一次的危險中，找到了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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