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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碩鳴 梁靈久
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前無古人，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初期必定靠摸著石頭才能過河，但因此付出的改革成本也會日益高漲，它不可避免地註定了前期改革所走的是一條無序和相對粗糙的路。雖然中國已形成市場化經濟體制的雛形，但這時的市場化尚缺乏應有的法律基礎和制度約束及保障，人們只要放開膽量就可以改革。這種淘金式的改革，猶如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既無序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掠奪性。
開始結束粗放型無序化市場改革
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走得是革命性的粗放型市場化探索之路，其特徵表現為單純追求GDP高速發展的模式，無論是區域考核、領導政績、社會發展都圍繞著GDP轉，這個指標成為整個社會的驅動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連續高速增長，最終產生過熱過快與發展極不平衡的後遺症。
至1997年「十五」大後，成功的市場化改革經驗又迅速向社會層面全面擴展，將市場化引入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領域，導致民生問題日益尖銳。問題越來越突出：一是基本保障問題，包括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就業保障等的缺失；二是社會公平問題，公民的發展機會的不平等，令很多人喪失了權益，在市場競爭中失去競爭力，如受教育的機會問題，市場上創業得不到權力的支持難以成功等等；三是既有利益被剝奪問題，城市動遷剝奪了市民的居住權、下崗剝奪了工作權、農民被剝奪了耕地所有權等，形成了改革開放後的新矛盾日益尖銳。從而，迫使新一屆中央另闢蹊徑在不斷加強宏觀調控和改善民生的前提下解決前期改革遺留的嚴重問題，重新選擇科學發展的新途。
改革開放至今，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的市場化改革已基本完成，但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的步履才剛剛邁出，這個時代基本完成了經濟體制的市場建構，而剛剛通過的《物權法》，則反映出中國改革第一階段的積極成果，從財產認同到對新生的中產階層的認同是中國共產黨借助改革從理念到制度的新突破。資產階級革命所宣導的自由權、生命權和財產權，終於使中國在法律層面獲得了確認，其社會意義遠遠超出對個人物產所有的肯定，意味著一個全新時代的出現。同時也宣告了，中國改革在先，制度法制建設滯後的無序化改革的結束。
如果說，20多年來的粗放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GDP的連續高增長，和經濟發展的狂熱換來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以犧牲了社會公平、正義、公正為代價，是社會財富向小部分人集聚的「原始式結累」，那麼，下一步改革開放將進入以制度法治建設為先導，以民主和諧為追求目標的，更為有序、更為科學的發展軌跡。
上海具有不可比擬的先導優勢
無序化改革的結束並不是改革的結束，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長期的任務，更是需要幾代人去努力接力的事業。一個改革時代的結束，接下來將進入以制度建設為基礎的社會有序化改革時代，這需要制度和法規的不斷完善與深化。今天中國正在創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似乎又可能從上海起步。去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參加「全國兩會」上海小組討論時就對上海提出了「四個率先」的要求，希望上海在新的社會轉型時期繼續走在全國的前列。胡錦濤寄語上海率先構建「和諧社會」，可以看出，作為共和國的「長子」，上海依然充滿希望，具有不可比擬的先導優勢。
為什麼選擇上海，因為這兒有中國人可以追逐的夢想，上海溶入國際的歷史、上海的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築成了偉大事業的基石，都使得上海有條件優先於其它城市或區域率先發展。中國在「文革」最亂的年代，上海依然保持著中國式的穩定和經濟的增長。中國一講改革開放上海又可以走在前列，如今，中國宣導科學發展，建構和諧社會，上海自有它扎實的基礎，這是上海歷史與現實決定的。
去年兩會期間，國家主席胡錦濤主政後第一次來到兩會上海代表團會場，與上海的代表們共商國事，國家主席胡錦濤走進人民大會堂上海廳，重要的象徵意義是，在「十一五」規劃的實施中，中央對上海仍寄予厚望。在中國邁向新的建設時期，胡錦濤對上海提出的「四個率先」，要求上海率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率先推進改革開放、率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胡錦濤是希望上海可以和中國現代史中歷次社會深刻變化一樣，走在中國全面富裕時代的最前沿。
今天，胡錦濤在「上海」講改革，指出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事實上，中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雖然與當年鄧小平講改革一樣，改革方向的基本思路沒變，但仔細分析，今天的改革內涵與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1992年鄧小平在廣東講的是「要不要改革」，胡錦濤在上海講的是如何「深化改革」。胡錦濤看得很清楚，從政治經濟文化的環境來講，上海是最有條件可以走在前列的。
改革需要勇氣，但進一步深化改革更需要以法制、科技、文明理念為基石，今天中國的發展需要創造持續增長的條件，需要構築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這些因素與條件毫無疑問上海都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曾經被稱為冒險家樂園的上海，較早引入了西方的文明、文化，作為中國近代以來最重要的經濟中心，加上江浙等省及長三角的烘托，上海作為全國的上海，其對中國內地的幅射帶動能力會更強。胡錦濤對上海提出「四個率先」的要求，其實是瞄準了中國未來發展的新目標。
自然，三十年後走入新一輪的輪回，中國改革開放走出粗放型，朝向精細化發展，制度化建設所日益體現的制度效應和法律保障足以制衡上海領導幹部中不斷重複出現的弊端，需要重點關注的是，上海的領導幹部要注重自身建設，上海的未來仍然會不斷創新及輝煌，但絕不應成為上海幹部自傲的資本，上海是全國的上海，上海的幹部也要心繫全國，成為中央決策的堅定執行者、中國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設者、和諧社會的締造者。 （本文轉載自最新一期《廣角鏡》雜誌，內容有刪節。）（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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