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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余勝
時光荏苒，轉眼間香港回歸已整整10年。10年來，香港克服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和挑戰，目前正處於歷史上難得的發展機遇期──經濟暢旺，政治穩定，社會和諧，呈現出一派政通人和的盛世景象。飲水思源，值此回歸10周年的日子，我們特地回顧了當年談判對手的現況，懷念為香港順利回歸作出過貢獻的人們。
鄧小平 家人償願
1982年1月，鄧小平在談到國家統一模式時明確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他表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是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們的那個制度」。「一國兩制」的概念正式出台。這也成為後來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國策。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創造性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就沒有今天的香港。
一國兩制 運籌帷握
縱觀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整個過程，鄧公不管是在台前還是幕後，都是運籌帷握的靈魂人物。每當談判陷於僵局，正是鄧公的堅定、果敢、務實、靈活，特別是擲地有聲的表態，使英方徹底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來。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談判之初，對於英方提出的「主權換治權」，鄧公以「主權問題是不可以談判的」、「我們不是清政府」的義正辭嚴的表態，迫使英國人全面退卻。主權問題的解決，也為以後的談判定下了基調。二是關於中國在港駐軍的問題。雙方曾一度在此問題上陷於膠著，鄧公一句「駐軍是主權的表現」的表態，將此爭論一錘定音。
鄧公晚年一直關注著香港的發展和變化，並期待著其回到祖國的懷抱。鄧公多次表示，希望香港回歸後，能「到祖國自己的土地上看一看」。然而，天不從人願，1997年2月，一代偉人與世長辭。此時距香港回歸不足5個月。1997年6月30日晚，鄧公遣孀卓琳女士在香港市民的熱烈歡迎下攜子女出席了香港回歸慶典，替鄧公了卻了心願。
回歸點將錄
15年過渡時期中英外長
中方：黃華（1982年卸任）、吳學謙（1988年卸任）、錢其琛（1998年卸任）
英方：賀維（1990年辭職）、馬卓安（1989年卸任，後任財政大臣、首相等職，1997年下野）、韓達德（1995年退休）、里夫金德（1997年卸任）、庫克（2005年去世）
過渡期歷任港督
尤德（1986年因心臟病猝發於北京去世）、衛弈信（1992年卸任）、彭定康（1997年離任，後任歐盟外交事務高官）
歷任中英談判代表團團長
中方：章文晉（1991年去世）、姚廣（2003年去世）、周南（1997年退休）
英方：柯利達（1983年卸任，後任首相外事顧問）、伊文思（1984年完成談判後卸任）
中英聯絡小組首席代表
中方：柯在鑠（2007年1月逝世）、郭豐民（1994年退休）、趙稷華（回歸後任外交部駐香港公署副特派員）、王桂生（1998年離任）、吳紅波（2004年後任中國駐菲律賓大使）
英方：魏德巍、麥若彬、高德年、戴維斯、包雅倫
中英土地委員會
中方首席代表：孫延珩（1993年10月卸任）、陳榮春（1997年6月卸任，後任福建省政協副主席）
英方首席代表：杜迪（1988年退休）、班禮士（1992年卸任）、伊信（1995年卸任）、梁寶榮（1997年6月卸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主 任：姬鵬飛（2000年逝世）
副主任：包玉剛（1991年逝世）、許家屯（1990年出走美國）、費彝民（1988年逝世）、胡繩（2000年逝世）、費孝通（2005年逝世）、王漢斌（1993年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1998年退休）、李國寶（現為香港行政會議成員）
秘書長：李後（1990年退休）
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委員會
主 任：錢其琛
副主任：安子介（2000年逝世）、霍英東（2006年10月逝世）、魯平（1997年退休）、周南（1997年退休）、姜恩柱（現任全國人大外委會主任）、李福善（現任中華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
秘書長：魯平（兼）
土地委員會 留下1700億
早在中英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時，鄧小平就尖銳地指出，要防止過渡時期把香港最寶貴的資源——土地賣光，用於行政開支，把負擔轉嫁給未來的特區政府。1985年，中英土地委員會按照《聯合聲明》附件三的規定成立，委員會的職責是就實施附件三關於土地契約和其他有關事宜的規定進行磋商。土委會於1997年6月30日解散。
土地委員會的工作取得實質進展，就附件三的規定所涵蓋的各類土地交易所採用的26份法律文件，以及根據附件三第二段的規定以立法方式把新界租約續期一事，達成協議，並商定處理特殊用途契約的原則。1994年，雙方就赤杢角機場及機場鐵路用地的批地安排達成協議。雙方又在1995年和1996年分別就屯門內河貨運碼頭和九號貨櫃碼頭發展計劃的批地事宜，達成協議。
根據《聯合聲明》的規定，香港政府從土地交易所得的地價收入，扣除開發土地成本後，將由香港政府和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均分。1986年8月13日，中英土地委員會中方代表辦事處在港正式宣布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地基金信托」(簡稱土地基金)，當時其資產只有7.72億港元。1997年7月1日，受托人把土地基金移交給特區政府時，其總資產值已超過1,700億港元。
江澤民四臨香江
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燈火輝煌，香港回歸祖國儀式在此舉行。代表中方以國家元首身份出席儀式的，是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
1989年6月，江澤民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1993年3月當選為國家主席，成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當時，雖然香港97後的種種安排早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就已解決，但實際上，圍繞著過渡期以及回歸後的種種事務，依舊考驗著各方的誠信、智慧和耐性。
中英問題 求大同存小異
江澤民對處於過渡期的香港高度重視。他曾對人說，「香港問題在我腦子裡佔很大位置。香港問題解決不好，對不起子孫後代。」1991年6月，他在會見英國首相顧問柯利達時指出，對於中英共同關心的問題，只要按照「求大同、存小異」的原則，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後來，當中英因香港新機場建設問題僵持不下時，江澤民親自召集會議，提出從保持香港穩定繁榮和維護中英關係的高度考慮，對興建新機場應採取積極態度。1998年7月2日，江澤民親自出席了香港特區新機場的啟用儀式。
不過，對於英方及港英當局不顧中英聯合聲明，試圖通過施壓方式，逼中方接受其「三違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與基本法相銜接的原則；違反中英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和諒解共識)的做法，江澤民予以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990年，他在會見新加坡客人時，針對英方的做法明確指出，「中國人是很有民族氣節的，中國不會在(英方的)壓力下屈服」。香港最終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順利回歸，作為當時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功勛卓著。
97年後，江澤民對香港的關心和愛護一如既往。從1997年7月至2002年7月，江澤民先後四次蒞臨香港，對特區政府的工作予以了高度支持。2002年10月後，江澤民陸續辭去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
戴卓爾夫人 為子奔忙
如果說，中方解決香港問題的靈魂人物是鄧小平，那麼英方則是首相戴卓爾夫人。這位被西方世界喻為「鐵娘子」的女強人，1982年9月來華訪問時，正攜馬島勝利之餘威，處於其政治生涯中的巔峰時刻。種種跡象表明，鐵娘子對香港問題的解決方式，充滿了勃勃雄心。
不過，當鐵娘子遇上了有「鋼鐵公司」之稱的鄧小平後，很快覺出了對方的份量。對於這次「鋼」「鐵」會晤的內情，隨後的一個小插曲頗具象徵意義：穿著高跟鞋的鐵娘子談判結束後在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台階上居然跌了一跤。這一多少有些狼狽的歷史鏡頭不但被傳媒定了格，更被西方記者直接解讀為「英方在談判中跌了一跤」。事實也確是如此，鐵娘子拋出的「主權換治權」方案，被鄧小平毫不含糊地頂了回去。
平心而論，鐵娘子在談判桌上不敵鄧公，也不能全歸咎於她的個人能力與談判技巧。畢竟，中方公理在手，國力在後。其實，從香港問題最終的解決方式來看，作為「日不落帝國」的後代，鐵娘子還是顯示了靈活務實的政治智慧和策略，最終順應了歷史大潮，為中英兩國共同完成香港平穩回歸中華的偉業，作出了貢獻。香港的和平回歸，也為國際上通過和平談判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借鑒。
1990年11月，戴卓爾夫人辭去首相職務，並很快淡出了公眾視線。她再次現身於國際媒體，是2004年因其子涉嫌政治犯罪而被南非警方逮捕。晚年的戴卓爾夫人境況頗為不佳，除了身患暈眩症及老年性失憶症外，還要籌錢為兒子脫罪。
周南功成身退
1984年1月，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的周南，接替姚廣出任中英第2階段第8輪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當時，英方雖然表示不再堅持對香港的管治權，也「不謀求任何形式的共管」，但卻含糊地表示，要謀求與香港的「某種密切聯繫」，甚至還要求97後香港要保持「完全自治」。談判一度陷於僵局。
為了加快談判進度，周南擔任代表團團長後，在中央的部署下開始「變法」，在正式談判之外增加了私下接觸和非正式磋商。這對加快談判進程起到了一定作用。最終，1984年9月，周南代表中國政府完成了與英方就香港問題的談判，並與英方代表團團長伊文思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至此，歷時兩年的中英關於香港97後前途的談判宣告結束。
1990年，周南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委會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副主任等職。作為香港回歸前中央政府駐港機構的最高負責人，周南肩負聯繫愛國愛港人士，團結香港同胞的重任，為香港的順利回歸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準備工作，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評價。香港回歸後，周南功成身退，卸下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職務，過起了退休生活。回歸前夕，周南在香港出版了《周南詩詞選》，學界耆宿趙樸初、饒宗頤、錢鍾書等為之或序或跋，影響可見一斑。
魯平安度晚年
1978年春，已過天命之年的魯平調入新成立的國務院港澳辦，任綜合組組長。此時，中英已經進入解決香港問題的序幕階段，英方逐漸開始採用一些小手段，試探中方在此問題上的立場。從那時起，魯平這位「老港澳」親自參與和見證了「一國兩制」從形成到實踐的整個過程，為香港順利回歸傾注了大量心血。
1990年11月，魯平被任命為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成為國務院處理港澳事務的主管閣員。此時，香港已進入了「後過渡期」。由於89年的政治風波及「蘇東陣營」的瓦解，西方社會圍堵中國的心態越見明顯。在此背景下，英方開始對中英聯合聲明的許多條款表現出「後悔」心態，違反聯合聲明的做法越來越多。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後，很快不顧聯合聲明的原則和精神，拋出所謂的「政改」方案。對於這一明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有關規定和原則的做法，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的魯平，召開記者會，直斥彭是「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這句話在香港引起很大反響。港人逐步認清了彭定康借政改之名，擾亂香港回歸進程的真面目。
1997年，魯平從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退休後的魯平對香港依舊充滿了關心和感情。2004年8月，他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以「要團結、有信心」六字寄語港人。目前已是八旬老人的魯平，正安度晚年，除了喜歡聽音樂外，他還是一個標準的網民。
姜恩柱轉職人大
1993年，姜恩柱出任中英就香港過渡期政治安排談判的中方代表。這次談判的主要議題是關於香港94/95年的選舉安排，前後共進行了17輪。它的背景是，此前港英當局不顧中英已經達成的有關協議，突然拋出所謂的「政改」方案，公開挑起事端。
談判中，以姜恩柱為團長的中方代表團抱著最大的誠意，為維護雙方合作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不少合理建議，也做了必要的讓步和妥協。但英方一直不肯放棄其「三違反」，而且在最後階段，在雙方就大部分問題幾近達成協議的情況下，突然節外生枝，單方面中斷了談判。中方因此被迫「另起爐灶」，推選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委員會，姜恩柱任預委會副主任。
香港回歸後，姜恩柱接任周南成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2000年1月，改任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2002年8月21日，姜恩柱回京轉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3月至今，姜恩柱擔任十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並多次擔任全國人大的新聞發言人。
姚廣因病辭世
在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就香港前途直接會談後，中英雙方於1982年10月成立了專門小組，就97後的香港前途進行談判。中方談判組的負責人為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兩個月後，外交部副部長姚廣接替出任駐美大使的章文晉，出任中方談判組負責人。
此時，英方在香港的主權問題上仍然抱持「香港割讓」有效的立場，和「以主權換治權」的夢想。面對英國人的強詞奪理，姚廣義正辭嚴地表明了中方的立場，並將繼續糾纏下去的利害曉之英方。經過多回合的鬥爭，1983年3月戴卓爾夫人終於致信中國總理，同意「在香港主權屬於中國」的框架下進行談判。這一階段的談判，以中方的勝利而告終。隨後，姚廣被委任為中方代表團團長，直接參與了前7輪的談判。1984年1月，周南接替姚廣開始了第八輪的談判。
1988年5月以後，姚廣改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顧問，1998年離休。2003年10月，姚廣因病辭世。
賀維 終身貴族
1982年中英開始香港問題談判，賀維時任英國外交大臣，成為中英談判中的關鍵人物。在中英歷時兩年的談判中，賀維多次訪華，並受到鄧小平的會見。鄧小平1984年7月31日與賀維的談話，成為闡釋「一國兩制」的經典性文件。中英開始就香港前途的談判後，賀維與當時的英國駐華大使、英方代表團團長柯利達，同被認為是「親中派」。作為外交官，賀維更清楚中英雙方在談判桌上擁有的本錢。應當說，在促使戴卓爾夫人放棄其「主權換治權」的立場上，賀維與柯利達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於在歐洲一體化問題上與戴卓爾夫人意見相左，1990年11月1日，時為副首相的賀維辭去在政府中的所有職務。1992年，賀維被封為終身貴族。
柯利達 筆耕不輟
如果說戴卓爾夫人是中英談判英方幕後總指揮，那麼，談判前期英方處於談判一線的領軍人物則是柯利達。1982年秋談判開始時，柯利達以其英國駐華大使的身份被任命為英國代表團團長，直接參與談判。雖然自第7輪談判後，團長一職由新任駐華大使伊文思擔任，但由於柯利達的新職務是首相外事顧問兼負責香港事務的外交部次官，因此實際上是在更高層次上負責與中國的談判。
柯利達對中英雙方最終簽署聯合聲明，起到了積極作用。面對戴卓爾夫人一味沉迷於不切實際的「主權換治權論」，柯利達以其對中國事務的洞察與了解，提出了「避免對抗、推動談判」的建議。這個建議也得到了時任外交大臣的賀維支持，並最終促使戴卓爾夫人放棄了在主權問題上同中國對抗的立場。1992年，柯利達退休，居住倫敦西部列治文（Richmond），專事寫作。
衛奕信 全身而退
1987年4月至1992年7月，衛奕信出任香港總督，歷時5年。他是英國政府中公認的中國通，也是中英聯合聲明的起草人之一。在其任內的5年中，香港正處於回歸前的過渡期。
1989年10月11日，衛奕信在其宣讀的施政報告中，宣佈興建新機場及相關配套設施，即後來的香港機場核心計劃，被外界稱為「玫瑰園計劃」。由於工程浩大，造價驚人，特別是工程借貸要跨越1997年，所以取得中方的支持極為關鍵。最終，雙方經過協商，於1991年9月在北京簽署協議，中方對新機場項目給予了積極支持。
在中英涉港事務上，衛奕信主張與中方合作，並依照中英聯合聲明的原則和規定處理過渡期事務。這樣的立場與當時英國政府的強硬派不合。1992年，英國保守黨政府馬卓安為安撫在競選議員中失敗的強硬派政客彭定康，安排彭取代衛奕信出任港督。以此為標誌，中英在香港問題上進入了激烈的衝突期。
卸任後，衛奕信於1993年至2000年擔任蘇格蘭水電公司主席，後來擔任其母公司南蘇格蘭電力公司主席。期間，1996年衛奕信任蘇格蘭皇家地理學會副會長，1997年任蘇格蘭亞伯丁大學校監。2002年，他被委任為劍橋大學彼得屋學院院長。
彭定康 牛津校監
1992年，在英國選戰中落敗的保守黨主席彭定康被委東來，開始了為期五載的「末代港督」生涯。彭氏在英國政界素以保守與強硬著稱，上任伊始，即無視中方強烈反對，在唐寧街的支持下單方面推出了所謂的「政改報告」，由此走上了與中方激烈對抗的道路。縱觀彭氏5年任期，中英在香港問題上基本上是各說各話，各做各事，此前雙方形成的默契配合蕩然無存。這其中，既有當時國際反華勢力猖獗的政治大氣候的原因，也與彭氏個人的政治理念和風格有關。
1997年7月1日凌晨，彭定康出席完香港交接儀式後，乘坐遊艇黯然離港。離港後，彭定康出版了《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詳細記錄了5年的港督生活。此後，彭定康仍然活躍於歐洲政壇，於2000年至2004年出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並以此身份於2002年訪華。中國政府不記前嫌，予以高規格接待。除了訪問上海和北京外，彭定康還被安排到中央黨校演講，頗出外界意料。彭氏現任紐卡素大學和牛津大學校監，業餘時間喜好侍弄園藝及打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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