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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兆昌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好書榜）已辦到18屆，每年投票總數和批評之聲均有增無減。有陳姓專欄作家批評中學生「好書」的原則是不能厚、不能悶、不能深、要投其所好，更指閱讀風氣一代不如一代。
好書榜每年都邀師生、出版社、編輯及作者提供新書資料，再經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從中揀出候選書，向學校和書店推廣。上榜書籍可以反映一時一地學生閱讀文化：近年閱讀氣氛產生了甚麼變化，正在面對怎麼樣的一個現實，提醒我們要多做甚麼去優化良好氣氛，或改善閱讀風氣。
每年總有人暗諷當今中學生閱讀水平，又認為作者只會寫年輕人愛看的故事，文學巨著難吸引學生等。其實，學生固然要反省自己為甚麼讀這些書，但批評者到底有沒有想過政府、文化界及教育界具備足夠資源去推動文化的人士，除了只會發空槍抱怨這一代比不上自己之外，自己又做了甚麼？
閱讀風氣的傳承
積極推動閱讀風氣，並有強大動員力的，數數看：近日冒起的香港教育城書榜，電子化票數維持一萬票上下；今屆教協、港台和圖書館合辦的好書榜，則有近17萬票。如果香港有18萬名閱讀文學巨著的中學生，那麼無論哪個界別的人士，在營造閱讀氣氛的工夫上，定是作了很大的努力。最諷刺的是，這邊廂中學教育文學課程已成了邊緣科目，那邊廂卻有人怪責中學生不讀文學書。中學教育的識字量、閱讀量和作文字數要求一直不高，硬把教育的賬歸咎於一眾作者和出版商，可笑也可哀。
書榜文化始於何時，大可先數第1屆好書榜。當年入選作家包括：魯迅、張愛玲、金庸、亦舒、阿濃、杏林子、林海音、三毛等。論作者，現代、當代文學大師落場列陣；論讀者，能有此等閱讀文化，簡直可稱普及教育精英化。時至今日，有多少學生愛讀金庸、張愛玲或三毛？亦舒向來是現代女性追求獨立的象徵，魯迅和林海音作品更為中學舊課程必讀、新課程選用。倘當年有人依陳氏法則評定「好書」，那麼杏林子和阿濃作品說不定也慘被對號入座──難道不厚、不悶的書，不能深入讀者心靈？這種評鑑書籍的輕蔑態度，對培養學生品味又有何幫助？
文化奠基者豈容漠視
陳氏還道：「選舉十本好書，可能是書商為求促銷之舉」，這種論調未免失之偏頗。那一代書商有何紫創辦的山邊社、台灣過江龍皇冠出版社，他們各有兩本作品入選十大；已故出版人劉文良創辦的天地圖書、以金庸武俠小說起家的明河社、主打文學書籍的香港三聯書店和台灣九歌出版社各有一本。如若好書榜如今被「可能」認定已淪為書商促銷，確「可能」對上一代文化奠基者、好書榜主辦單位有不尊重之嫌。批評者往往空得一腔義憤，不知就裡，漠視好書榜歷史而胡亂敲鐘，是為好書榜文化所生的噪音。「可能」的現實往往被描述得過於黑暗。
好書榜所呈現大眾中學生的閱讀品味，比較第1屆和近幾屆榜列，大致有以下幾種：愛情小說（張愛玲、亦舒、馬翠蘿、黃虹堅、韋婭）、人物傳記（鄭豐喜、呂宇俊、張宏艷）、流行小說（金庸、鄧潔明、麥曉帆、袁兆昌）、散文集（阿濃、王貽興）、生命教育（杏林子）和文藝小說（魯迅、謝曉虹），今年更有翻譯小說（C．S．劉易斯），甚至連詩集（鄭鏡明）都入選，誰說這一代人嫌悶？
貼近社會的「好書」
公開票數，確能讓我們看清一點：入選十大的共得81,989票。別忘記好書榜其餘50本好書，包括黃慶雲、董啟章等作家，也共得87,511票。今屆高票（12,381）當選作品有翻譯小說（C．S．劉易斯），第2位（12,243）則是流行小說（袁兆昌），第3位（11,995）為人物傳記（呂宇俊）。前者有電影媒體配合，後二者則為學生個人價值追求的小說、如何打破失敗學生宿命的傳記，貼近學生生活之餘，亦不無反省教育制度的方向。
書榜中又不乏城中具才華的明星作家。張宏艷與王貽興皆在幕前工作，前者任新聞主播，後者主持電視文化資訊節目，當選除了書籍水準高之外，相信與學生習慣留意電視媒體有關。常言這一代學生都活在龐雜紛亂的網路世界裡，如何為學生建立座標，使命仍需繼續履行。但若批評老師要求學生做讀書報告，只以量為標準，對不愛看書的學子，定以淺顯易看、頁數少為原則，則輕視教育工作者的努力，讓老師讀後神傷。
文化事業誰來接棒？
其實，文化界一直努力做事，每年牛棚書展都有別出心裁的選書活動，文學雜誌《字花》去年亦曾辦過學生時代好書另類閱讀調查。走筆至此，不無感慨：今年我又誤打誤撞上了好書榜，有機會與一眾文友於文學雜誌編務上引進文藝普及化思維，冀在普遍價值外萌生更高素質的閱讀口味。若漠視好書榜作為時代文化奠基之重要、反映中學生閱讀口味之準確，以及如何傳承上一代為未來樹立的時代座標，文化事業還有誰去接棒？我們也有份參與書寫、評判這段歷史，期望有更多更具意義的、探討書榜文化的討論。
（作者於嶺南大學中文系畢業，現職出版社編輯，兼任文學雜誌《字花》編輯，曾獲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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