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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姑娘（前排左三）及其他同事。
文：李卓賢
社會發生倫常慘案，媒體大肆報道，評論很多時都會指社工，未能阻止悲劇的發生或辦事不力，但社工的工作又何足為外人道？在上月24日，超過3,000名社工在30度高溫中發起遊行，爭取與同職系的公務員同薪，而聶嘉詠（聶姑娘）就是其中一人。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我曾接觸過一位有10多年經驗的前輩，他曾處理過吸毒者、釋囚等個案，但待遇只與剛出道的新人一樣，原來經驗在實際環境中是沒有價值的。」聶姑娘在2006年畢業於大學社工系，現在專責兒童工作。談及社工界每下愈況的市道，初出茅廬的她甚感難為，但仍知其不可為而為。
「以生命影響生命」是聶姑娘大學時老師灌輸的信念，她仍以此話訓勉自己。「成為社工，因為我自己愛與人溝通交流，喜歡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保險和傳銷也是接觸人的工作，但我希望工作可以對別人的人生更有正面影響！」
社工漸成「福利店」
有人說過這麼一句話：理想是用來幻滅的。投身社會後，聶姑娘的理想已立刻受到挑戰——面對著社會工作市場化的問題，既意想不到，也厭倦於此。所謂社會工作市場化，是社工團體留意到哪種活動是討好大眾受人歡迎，便舉辦類似活動，以便申請更多資源。
「讀書時可以很理想化，堅信社工能評估別人的需要，聚合有需要的人，為他們舉辦活動。」但實際的情況是，機構看見旅遊、歌唱比賽等大有可為，便舉辦這些活動，只是從參加人數來決定方向和活動，本末倒置。
「我曾掉入一個迷思，籌備活動時只考慮賺錢及有多少人參加，不用想其他東西，但再細想，社會工作不應如此量化，不是從求助者身上得到收益。」
量化工作不是唯一
一套運行無礙的管理模式，通常把一切的工作數量化—一天要寫多少字，每天要處理多少個案，—在管理者看來，這是評考工作效率的最佳統計法，但聶姑娘認為，量化是社會工作最大制約。當然，她曾理性地認為，老師要求學生有多少A，保險經紀要完成多少保單，才有實質的效果，但她相信這不是唯一的方法。
「規定達到某個標準就代表令市民受惠，但工作質素不能如此衡量的。有時候，服務對象需要投放較多時間及心機，但礙於要盡快達標，急於把案件轉介或完結，被逼縮短輔導時間。」
聶姑娘第一次舉辦活動，就體會到工作的難處。活動當天只有很少參加者，碰見一位大學師兄，急得哭起來。她又曾在某次活動時，因為控制不了一群混亂的孩子而忍不住發怒，感到很內疚。現在，由於多了經驗，可算坦然面對。
縱使現實與理想有距離，但她堅持自己的路，繼續當社工，不是為了滿足感，而是發揮自己所長，令封閉的心靈趟開，她也很樂於與其他前線同工相處。她希望把學到的技能，令所有人都懂得尊重及珍惜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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