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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綺平
有悲情電影大師之稱的瑞典導演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上周悄然離開這個令他痛苦憂傷的塵世，終年89歲。
英瑪褒曼被譽為現代電影偉大建築師之一，他的作品，正好代表歐洲電影的黃金時代。大師獲獎無數，曾三奪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息影前拍攝的《芬妮與阿歷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奪得1982年4項奧斯卡金像獎。
大師留下逾50部作品，影響著幾代影人，包括荷里活大導演活地阿倫。
他的逝世，是一個年代的結束。
與生俱來的傷感
英瑪褒曼是名副其實的「悲情」導演。他的傷感好像與生俱來，其最出色的電影裡，主題離不開探討死亡、信仰和人生憂慮；他討厭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和虛偽，他將個人的痛苦宣洩在藝術上，甚至鏡頭下最輕鬆的埸景，也滲透出他獨特的淡淡哀思。
大師曾經說過，「我不常看自己的作品，我會忍不住落淚。」
童年的不快樂，影響英瑪褒曼一生。他父親是一位嚴厲的基督教牧師，母親出身富家，寡情孤僻。英瑪褒曼經常遭父體罰，被鎖進黑漆漆衣櫃裡，忍受恐懼和孤獨。他說，自8歲起就不信任世間的人和事。
他質疑上帝的存在。他說，如果真的有上帝，為什麼祂無蹤無影，背棄人類？他攻擊宗教極端分子和政治暴君，他用他的攝影機，去窺視人間百態。他喜歡在電影裡提出種種疑問，卻總是得不到滿意的回應；就像他自己，也在漆黑中摸索正確答案。
他曾經說過，「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我有自己的一批天使和魔鬼。」
將悲情釋放在電影
大師1957年的代表作《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裡，出現一幕震撼人心鏡頭：十字軍騎士和死神賭一盤生死棋，結果騎士輸了，影片反映人世間的無奈，和上帝面對人類死亡時的袖手旁觀。
1962年的《冬日之光》（Winter Light）裡，一名情緒低落、有自殺傾向的教徒向牧師告解，他說，最近讀到一篇文章，提到中國人憎恨他的國家，可能會毀滅當地民居。影片中教徒杞人憂天，充滿奇怪幻想，但牧師卻沒法消除他的疑慮。教徒難以自拔，再度陷入痛苦深淵。
這一場景，後來被活地阿倫借用了。他在《安妮荷爾》（Annir Hall）有感人的一幕，紐約小男孩阿維憂心忡忡地向醫生說，「宇宙不斷地擴張，肯定有一天會撕裂成兩邊的，對嗎？」醫生安撫他，說，「億萬年之內都不會發生，我們還是享受眼前吧。」
兩位大師的鏡頭下，有截然不同的人生觀。英瑪褒曼的牧師無奈，活地阿倫的醫生樂觀；牧師有著「耶穌被釘十字架處死」的悲觀信念，促使他相信，那些可憐而天真的教徒，的確會朦朦朧朧地感到憂慮。
事實上，英瑪褒曼的憂傷和牧師的悲觀，屬同病相憐。英瑪褒曼懂得將感情釋放在電影創作中，《冬日之光》正是他的最佳代表作。影片結局，杞人憂天的主角遠離人群，棲身葡萄牙法魯（Faro）荒島；他見到冬日光輝把自己團團包圍，將荷里活的霓虹燈光、感官刺激，和商場上的爾虞我詐，通通拋諸腦後。
他心裡有一股烈火
英瑪褒曼性格上的悲天憫人，和行為上的孤獨怪誕，並沒有減少他對電影的影響力；他的精神一直引領著歐洲眾多導演──他們偏偏欣賞大師的末日式悲情，還有，大師能夠以有限資金，創造出偉大作品。
大師喜歡在電影裡「講」人生大道理，「講」得多，動作少，可能因此而節省成本。以《芬妮與阿歷山大》為例，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場景，像舞台劇一樣，製作成本不會多，但此片最終奪得奧斯卡4大獎項。而瑞典電影工業能夠擁有輝煌成績，英瑪褒曼功不可沒。
可惜時不我予，英瑪褒曼開始逐漸脫離觀眾，追不上電影業的急速發展。新一代觀眾不會喜歡坐在電影院裡，聽他說人生大道理；觀眾追求荷里活式的視覺刺激。大師卻不肯向商業壓力作出妥協，繼續他的斯人獨憔悴。
環顧新一代導演中，再沒有人像英瑪褒曼那樣「一本正經」地去拍電影了。甚至活地阿倫，早就向現實低頭，放棄拍攝嚴肅性「說教」電影，改拍幽默輕鬆題材。
曾經，英瑪褒曼也嘗試拍輕鬆電影，如1955年的《夏夜的微笑》（Smiles Of A Summer Night）（奪得康城影展最佳詩意幽默大獎），不過，戲裡依舊笑中有淚。大師難脫本色，只是用另一個版本去發洩內心悲哀。
大師的形象，雖像花崗岩石那樣冷酷無情，實際上，他心裡有著一股熊熊烈火──他擅長拍攝男女情慾戲；現實生活裡，風流大師結過5次婚，還有數不清的情婦。
相信他在塵世間最眷戀的，就是那一段段的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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