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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潤凱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中醫存廢之爭一度引起廣泛的騷動。近兩年來，這股爭論之風捲土重來，讓人恍惚覺得時代回轉，不知是悲是喜？
就在中醫存廢事件爆發之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戴著舶來的有色眼鏡，有意無意地遮掩了東方傳統的神韻與魅力，同時有意無意地抹去了西學的瑕疵。事情恰好關乎兩位大師的腎臟。
1920年，胡適患腎炎，西醫醫治不效，遂延請上海的中醫師陸仲安診治。陸仲安妙手回春，居然把西醫束手無策的病患治癒了。這是當時盛傳社會的一件大事。胡適出於對陸仲安的佩服與感謝，也對中醫說過一些客觀的話。他在1921年3月底《題陸仲安秋室研經圖》中寫道：
我自去年秋間得病，我的朋友學西醫的，或說是心臟病，或說是腎臟炎，他們用藥，雖也有點功效，總不能完全治好。後來幸得馬幼漁先生介紹我給陸仲安先生診看。陸先生有時也曾用過黃祱十襾，黨參六襾，許多人看了，搖頭吐舌，但我的病現在竟好了。
話雖如此說，但胡適對中醫治好自己的病，仍有所隱諱。因此，我們看他的這段話，總覺得中醫治好他的病，只是純屬運氣。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對西醫的科學試驗則無比推崇，並表示中醫的出路也應當科學化、西醫化。他說：
我看了林先生（琴南）這幅《秋室研經圖》，心裡想像將來的無數《試驗室研經圖》，繪著許多醫學者在化學試驗室裡，穿著漆布的圍裙，拿著玻璃的管子，在那裡作化學的分析，鍋子裡煮的中國藥，桌子上翻開著：《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類的古醫書，我盼望陸先生和我都能看見這一日。
而且，胡適此時的說法還算客氣，到了晚年，他甚至有幾分「翻臉不認賬」的架勢了。他在1961年八月初三日《復沈某》中稱，他的朋友中有人患過急性腎臟炎，或用西法，或用中藥，均得治癒；至於慢性腎臟炎，「友人中患者，如牛惠生，如俞鳳賓，皆是有名的西醫，皆無法治療，雖有人傳說中醫有方治此病，又有人傳說我曾患慢性腎臟炎，為中醫治好，——其實都不足信」。
胡適晚年為什麼要否認自己得過腎臟炎，堂而皇之說大話呢？這對於「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實證主義大師而言，不啻於自己打自己嘴巴嗎？其弟子羅爾綱在回憶恩師的文章中道出了胡適的苦衷：
這是因為他主張「充分世界化」，主張科學。他認為中醫不科學，他患腎臟炎，西醫束手無法，而中醫陸仲安居然醫好他，社會盛傳，發生了不信西醫的傾向。胡適怕對科學的發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這樣說的。
原來如此。這也是那一代啟蒙知識分子難以磨滅的公眾情懷與科學情結。
無獨有偶，胡適靠中醫治癒自己的腎臟炎，卻要極力抹殺中醫的功效，而梁啟超因為西醫手術割錯腎，卻還要替醫院辯護，甚至不惜撰文說謊。這其中又有什麼隱情呢？
1926年3月，梁啟超因尿血症久治不癒，住進了協和醫院，經醫生檢查確定為腎腫瘤，建議進行割除手術。梁啟超毅然接受了醫生的建議。鑒於梁啟超的社會地位，院方絲毫不敢怠慢，主刀為著名外科教授劉瑞恆，副手也是美國有名的外科醫生。但是，術後證明，手術並不成功，而是釀成一起醫療事故。
原來，值班護士在用碘酒標手術位置時，竟因大意將本該切除的左腎標成了右腎。劉瑞恆在手術前也沒有核對X光片，就將健康的右腎給切除了。因此，術後梁啟超的尿血症狀並無緩解。
梁啟超的親友與學界同仁均對協和醫院表示憤怒，特別是在1929年初，梁啟超病重逝世之後，他們大多認定罪魁禍首就是協和醫院為代表的西醫，並在祭文中痛斥醫生，表示「益發憤求中國之醫學」，不讓那些「稗販西說者毀我國珍」。另一方面，協和醫院考慮到院方的名聲，一直將此作為最高機密，矢口不提梁啟超的手術。
在此背景下，梁啟超本人的態度就顯得尤為耐人尋味了。他在1926年6月2日的《晨報副刊》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詳述手術的整個過程，替協和醫院辯解：
據那時的看法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後來回想，或者他「罪不該死」，或者「罰不當其罪」也未可知，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門家，很難知道。但是左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
他並打謊言稱，雖然經過重大的手術，但因為醫生技術精良，自己的體質本來強壯，割治後十天，精神已經如常，而現在越發健實了。
和胡適一樣，梁啟超也是西醫與西學的推崇者和傳播者。他替協和辯護，一方面固然由於深知醫療事故無法避免，但主要的方面更在於協和是美國人創辦的醫院，是科學理念的象徵與實踐。他不願國人因為一起偶發的醫療事故而對西醫，乃至對西學產生根本的懷疑與抗拒。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彰顯西方的科學文化觀，成為一代知識分子畢生的努力方向。梁啟超當時諱言西醫事故，以及胡適五六十年代說謊貶抑中醫功效，均是時代啟蒙主題的顯現與折射。然而，時至今日，還有公共知識分子重拾胡、梁當年對於中西醫的偏見，這就不能不說是中國社會觀念停滯不前的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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