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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挺 日本早稻田大學講師
日本人的「心」
日本人的「心」是很難揣摩的。筆者到日本二十餘年，每年要教近千名日本學生，還是時常看不透他們的「心」。但是，我在這裡講的不是人心的「心」，而是被稱作「heart mark」的心形符號。我們可以在幽默畫上看到這種「心」：男人向女人求愛，手裡捧著一顆被丘比特神箭射透的心……
在日本的年輕人裡，這種「心」號（heart mark）可被用濫了。可以表現「愛」，但不僅僅是「男女之愛」；還可以表達對同學、朋友、親人的友情；對東西的喜愛。凡是喜歡的物件，都可以用，甚至家庭成員之間也可以用。比如，女兒給父親寫信，就在「爸爸」兩字的上面用紅筆畫上一個「心」號。這在中國人看來可能很難理解，但從日本年輕人的習慣來講，就是說「爸爸，我愛你」。
前些年，在中國西安留學的日本學生，因為演短劇時打出了寫有「中國 日本」的字樣。不知是字寫得不夠工整，還是表演動作過於拙劣，被認為是侮辱了中國，引起了中國學生的憤怒，甚至大打出手，惹出一場騷動。
據筆者看到的有關影像，當時日本留學生在台上的動作，從中國人的眼睛看，是不太雅，但是我也注意到，他們打出的「中國」字樣的右上方，畫了一顆「心」。
可是，西安的大學生們大概沒有注意到日本留學生的這顆「心」。
筆者的日本學生看到報道，知道是出於誤解，但不知道為什麼。問到我時，我解釋，中國人不明白日本青年賦予「心」號以「博愛」的含義。我希望他們不要把在日本是理所當然的就覺得出了日本也是理所當然的。他們認可了。
同時，我們對非洲人幾乎赤身裸體起舞翩翩不會反感；對美國人拿自己的國旗圖案做褲子也無可非議。那麼對即使是在華的日本留學生，要求他們和中國年輕人用一樣形式喜怒哀樂，就是一種苛求。
日本女足的「CHINA」
九月，在如畫的杭州，日本女足向「CHINA」鞠躬致謝。
她們鞠躬九十度，而日本人只有對天皇才鞠九十度的躬。當然「女足」們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感謝天，感謝地，感謝神祇，感謝東道主為她們做出的一切，可能也包括滿場的噓聲。這出自日本人的文化底蘊，我無從褒貶。
她們打出了寫有「ARIGATO 謝謝CHINA」的橫幅。國人對此卻指責頗多—
使用漢字的日本人為什麼偏偏用三種文字?!既然會寫中文的「謝謝」，為什麼偏要把「中國」寫成「CHINA」?!「CHINA」的讀音是「支那」，就是對中國的蔑稱！
真可謂疑心甚重，想像力頗豐。「N多」疑慮導致了一個結論：陰險的日本姑娘是別有用心！真沒想到，中國上千年的「莫須有」、「文字獄」傳統，居然在二十一世紀會得到「國際化」的機會。
君不知現代日本年輕人的文章，夾雜其他語言，甚至各種符號（比如上述heart mark等等），是一種流行，就像中國人現在流行什麼「卡拉OK」、「來個PK」一樣。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加和中文的普及，即使是沒學過中文的日本人中，會說「你好」、「謝謝」、「再見」的也不在少數。
至於「CHINA」讀作「支那」，稱「支那」又是對中國的侮辱，這倒是某個時期的一種傾向。但是，孫中山先生在為日本人宮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夢》所寫的前言中，就使用過「支那」來稱中國。據筆者幼時所讀已故北京大學教授川島先生著《和魯迅相處的日子》，當年魯迅在日本住店時登記出生地就填寫的是「支那」。因為日本有一地區也叫「中國」。
「支那」一詞，在日本早成「死語」，使用頻率極低。日文「WORD」電腦軟體的字典裡，就不存在「支那」這個詞。當然，像石原慎太郎之類自恃讀過幾本書，張口閉口用「支那」來蔑稱中國的極右翼，也有那麼幾個。但如果認為日本女足的姑娘會從「支那」想到蔑稱，再想到用「CHINA」來暗示「支那」，從身處日本教育第一線的筆者來看，說句失禮的話：這太高估了日本目前的教育水平和年輕人對歷史的關心度。
橫幅寫得那麼工整，當然是事先精心準備的，但在遭到滿場噓聲之後，還把它拿出來，是要有勇氣的。而面對這種令人汗顏的場面還要強詞奪理，硬說日本姑娘要侮辱中國，卻讓人感到了一種怯懦。
我不願說……
我不願說，中國的球迷竟然會對一群日本女孩子發出長達幾十分鐘的噓聲，因為如果反問我，對日本男足就可以嗎--我無以作答；
我不願說，中國觀眾這樣的素質，難以面對即將來臨的奧運會，因為如果反問我，奧運會過後就可以「噓」了嗎—我無以作答；
我不願說，中國的球迷為德國隊加油，唱《義勇軍進行曲》，是沒有忘記歷史—第二天就是「九一八」，因為如果反問我，「九一八」之後的兩年，德國成為納粹帝國，肆虐歐洲，殺害幾百萬猶太人，其手段之殘忍不亞於日軍的南京大屠殺。而對同曾是軸心國成員，中國人為什麼如此「厚『德』薄『日』」—我無以作答；
我不願說，中國球迷是因為日本一部分政客對侵略過中國的歷史，不反省，不謝罪，就遷怒於日本姑娘，因為如果反問我，為什麼無視德國年輕人中的「新納粹」潮流，而對毫不關心歷史的日本年輕人卻不依不饒—我無以作答；
我不願說，這是由於還沒有擺脫受到過長期侵略、欺侮民族的被虐情結，因為如果反問我，為什麼在中國還未十分強大時，就具有表明「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日本一小撮軍國主義者所發動戰爭的受害者」的寬大胸懷—我無以作答……
我很「慶幸」，這次沒有日本學生再來問我「為什麼」，因為我無以作答。
我只想說：要想得到對方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對方。對人、對民族、對國家，都是一樣的。
幾次與日本有識之士談及中日關係諸問題，對方多是邊搖頭邊歎息：「我們島國小民不可能有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先生那樣大陸人的胸懷。」他們指的是兩國邦交正常化時中國放棄戰爭賠償的決定，和鄧小平訪日時，關於把釣魚島問題留給後代去解決，因為他們將比我們聰明的談話。我感到這些正直的日本人背負著一種壓力—道義與心胸的重荷。
我發現現在自己也背負著一種重荷，很難再面對我的日本學生侃侃而談中國人的道義和心胸了。（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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