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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意生
台灣著名導演侯孝賢指出，現時台灣製作的電影一年不超過10部；找資金難，票房也不理想。但他對台灣電影業仍存一絲希望，認為「現在是殘破，未來是不可知。」
侯孝賢應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的邀請來港，任駐校藝術家計劃「侯孝賢大師班」，並舉辦一連三天演講，與學生及公眾分享經驗。
首場演講裡，觀眾期待聽到一些拍攝電影上的金石良言，哪知他劈頭第一句便說：「電影不需要講的，電影是拍的。」學生聽後也不禁笑了，導演的率真和幽默足見一斑。
侯孝賢的作品揚威海外，《悲情城市》曾於1989年贏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2005年《最好的時光》獲得康城金棕櫚獎的提名，他的作品在電影洪流中逐步確立了個人風格。
建立自我風格
長鏡頭及固定鏡頭的使用，是侯孝賢電影的特色，如在《海上花》第一場戲中，梁朝偉與室內數名女角的對話，侯孝賢便一氣呵成地拍攝整個過程，沒有絲毫停頓。
他在演講會上解釋，使用長鏡頭的好處，就是對非專業演員而言，比較容易適應。如舊作《風櫃來的人》當中，有不少人都是非專業演員，若然鏡頭靠近，他們感覺鏡頭存在，難免緊張。
侯孝賢說，小津安二郎對他影響很大，尤其是蒼涼感覺的表達。他解釋，這種感覺多來自困難時候，就會發揮自己的力量。
雖然侯孝賢的電影有悲風，但關注的是人在不同時間、空間的狀態，所以並沒有因此而感到痛苦，「人活著是不容易的。」他說。
他欣賞小津的電影都取材自生活元素，表像雖然平淡簡單，但當中卻有很多東西隱藏，像《東京物語》那樣，結局蒼涼，反而顯得內容豐富。「我們現在太常運用戲劇化，反令我們忘了現實本身，以吃飯為例，其實不需硬要把重要東西說出來。」
他認為最重要的反而是對白要生活化，符合真實情況，「寫實很重要，是戲劇性之源頭。」演員的表情也無須太誇張，否則便影響作品結構，所以導演在挑選演員時要十分謹慎。
縱使他的電影受小津作品影響，甚至說在這位前輩的電影中看到自己，但侯孝賢強調兩者仍有不同之處，「我的作品是呈現生命的本質，對象如《南國再見，南國》中的邊緣人、小人物等。而小津的則是表達了生命的無奈與蒼涼，《東京物語》便是一例。」
台灣電影展望
導演作品不乏好評，侯孝賢固然欣喜，然而談到台灣電影代表人物，畢竟寥寥可數。對於台灣電影的現況與將來，侯導演的即時回應是：「現在是殘破，未來是不可知。」
他解釋，現時台灣製作的電影一年通常只有數齣，數目不超過10部，而新一代導演還在拍攝電影的也很少，不但找資金難，作品的票房也不理想；現狀雖未如理想，但他還對未來的台灣電影業存一絲希望，認為這個行業會好起來，不單是靠年青人的努力，還視乎大環境的發展—取決於政治，否則拍了片也沒有通路外銷。
而制度方面，侯孝賢說仍需改善，現在的學生正需要一些職業劇場讓他們從實際工作中汲取經驗。
侯孝賢投入大半生的光陰於電影事業，作品屢獲好評，但現時台灣電影業一蹶不振，青黃不接，年青一代能夠冒出頭來者，寥寥可數，站在高山的這位老前輩全都看在眼裡，極目遠眺山丘零落，心中定能感受到那份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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