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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事隔數十年，王丕緒腦海裡仍常閃現戰友被蹂躪致死的苦況。本報記者羅社管 攝
現年87歲，退休前曾是山西省農科院黨委書記的王丕緒，回憶當年在戰俘營的日子說：「與那些未來得及救援就已遇難的戰友相比，我是幸運的，剛進去就受到獄中地下黨組織保護。幾個月後，獄醫給我開了個假病單，在被策反的中國籍翻譯官配合下，把我送出了戰俘營。日本人最怕俘虜生病，他們怕被傳染。病人一般被送往專門的『病人室』，讓病人躺在一尺多厚的石灰中消毒。消毒的結果，就是病人很快死去。我曾多次被指派抬過這樣死去的戰友。現在我閉上眼睛，腦海中還經常閃現出戰友們被蹂躪致死時的痛苦表情和陣陣呻吟」。
吃霉糧缺水缺醫
「每名戰俘一天只分配到四五襾發霉的糧食，蒸熟後放入廢棄的火柴箱裡拿繩子拖進牢房，戰俘沒有飯盒，就用手拿到自己帽子裡，很燙，但顧不上，拿得少只能挨餓。飲水則靠日兵棄掉的罐頭桶裝點水，渴得要命，自關進去就未洗過臉和手。幾百人住在一起，空氣不流通，又潮濕，所以很多人生病，得不到及時醫治，因病致死的平均每天都有十多人」。王丕緒每次說起戰俘營的生活都憤憤難平。
壯丁當人肉血庫
日軍訓練新兵時要「練膽」，就在賽馬場（觀馬亭）上，命戰俘排成一行，讓新兵上前用刺刀拚命捅，鍛煉新兵殺人膽量。「我在戰俘營時，日軍兩次殺了300多人。」王丕緒續說：「身體較強壯的戰俘每天還被抽血，作戰備用。日軍在杏花嶺建了間醫院，後來把醫院改成學校，在內裡解剖了很多中國人，就是現在的杏花嶺醫院」。
另一倖存者，今年83歲的張開明，多年來一直為能保留住這片歷史物證而四處奔走，並根據回憶繪製出「太原工程隊」草圖。2005年，他還請作家谷峰草擬了集中營遺址碑文。「現在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已經不多了，唯一親眼目睹日軍將俘虜作活靶訓練的見證人趙培憲，以種菜作掩護、實為我黨地下聯絡站的李成牛，和在獄中成立地下黨組織的李樹德等人都已相繼辭世。我們去世後還有誰記得這段歷史？我們沒有理由讓它湮滅」。
現時每有國際友好或歷史學家來太原參觀戰俘營，張開明總會不顧年老體弱，自費坐車趕來，為大家講述當年的慘況。幾年前，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的他，還將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回憶錄《多面人生》，希望國人特別是家人，不要忘記這段屈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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