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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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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 美與文化的信仰


http://paper.wenweipo.com   [2007-12-10]

文:尉 瑋 圖: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提供

 十一月底,「台灣藝術月」請來台灣著名美學家蔣勳,從台灣故宮博物院蘇東坡與宋徽宗的兩件書法藏品說起,透過書法看文化、看藝術、看人生。

 在萬麗海景酒店的咖啡廳中,前一天剛由上海趕到香港的蔣勳,和記者說起了兒時綺麗又感傷的家族回憶,說起了那藝術家般的母親,說起了民間的文化,說起了傳統在今天如何新生。言談間,記者突然想起他曾說過的一句話:「美之於自己,就像是一種信仰一樣,而我用佈道的心情傳播對美的感動。」

 喜歡歷史文化,喜歡藝術,追求生活中美的體驗,這所有的性格印記,對蔣勳而言,都與那傳奇的母親有著莫大的關係。

「最後的貴族」

 蔣勳的母親是滿洲正白旗的後人,她的外祖父便是西安最後一任知府。蔣勳出生在母親的故鄉西安,不到一歲便隨家人遷往台灣。雖然對西安印象模糊,雖然遠在千里之外的台灣,西安話卻成為了蔣勳從小與母親交談的「私密母語」。伴隨著這遙遠鄉音的,是母親對於舊時貴族生活的回憶。

 「我媽媽在辛亥革命後出生,家庭已經敗落了,從小她講的都是像『家裡搶了三個月才搶光』這樣的神奇故事。我覺得那種沒落的貴族家庭有很特別的個性,很愛美也很感傷。」

 那些本該屬於媽媽的回憶,卻成為了蔣勳記憶中很神奇的印記。

 「她形容老家知府衙門是三進,走進去是穿堂、花廳等等。這些對我來說是虛擬的、沒有經歷過的,但卻成為一種真實。文化很奇怪,有時聽到的好像更真實。在台灣那樣一個環境裡,這個回憶被急速冷凍,卻更濃縮了。我甚至覺得,幼時家裡的雕花窗啊等等,已經變成了我美學裡面一個很大的追求。就是說,現代的藝術我知道它好,但是我自己喜歡的東西仍然是一個很傳統的東西。因為母親的家族記憶,已根深蒂固地變成我的記憶。」

 這樣的母親,雖然成為了平常人家的媳婦,卻從來沒有失掉過原來貴族生活中的品味。給孩子們吃空心菜,她便隨口講起《封神榜》中妲己與比干的故事;在後院中摘野菜,她亦會閑閑然地說起戲曲中王寶釧為了夫君挖的那十八年的野菜。她喜歡看戲,崑曲、秦腔、河南梆子,自然也會帶上孩子去看上幾段。

 「母親的影響,在衣食住行中不知不覺融進了許多傳統的東西,文化變成了我身邊一點不難的事情。等我長大後,看戲曲、看章回小說,都感覺熟悉,想想,這都是早在入學前媽媽便一直講的東西,這些東西自然而然成為了你身體中拿不掉的一部分。所以更讓我相信,中國很多文化的傳承,靠得並不是文字,而是語言。」

 蔣勳記憶中的母親,是「了不起的藝術家」,「我所有的美學教育都是從她的身上來。」

 「母親作為一個女性,身上有最好的戲曲的記憶、最好的文學的記憶。有一整套的《封神榜》、《隋唐演義》、《白蛇傳》……她會編織非常好的毛衣,將舊毛線拆了重新織出自己設計的圖案來;小時候我們的衣服都是她裁剪的,對顏色的配搭等講究得不得了。她自己的旗袍就更不用說了,滾上很細的『韭菜邊』,我現在都不知道她是怎麼滾出那麼細的邊,然後還搓繩子做盤扣。」

文化根在民間

 母親的影響,讓文學與藝術變成了蔣勳生活中最最自然不過的部分,也讓他更加篤定地認為,文化藝術的根並非在於廟堂高台之上,而是在民間。

 「現在很多人覺得美術一定要在美術館中才能看到,其實不是。我小時候剛開始看畫,是看保安宮與孔子廟中的壁畫;開始接觸書法,是每年人們寫的揮春。我比較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化,文化不是只在國家博物院、音樂廳與美術館,文化應該在生活中到處都是。」

 這幾年,蔣勳在內地各地走,發現文革之後民間文化復甦的巨大力量。

 「我去陝西,那些人唱的歌謠就是最傳統的東西,簡直像《詩經》一樣;去貴州看儺戲,參加過年的慶典,發現這些最傳統的東西就連文革時也沒有中斷,這才是真的『根深蒂固』。我們文化的根在民間,所以有存活的韌性。如果文化只保留在某個上層階級的話,經歷社會動蕩後肯定就毀了。現在很多人擔心消費社會、商業社會會導致傳統文化消失,我卻一點不擔心。我們每一次的擔心都可能只是在小小的知識分子的圈子裡,沒有關注到民間儲存文化的豐厚力量。」

 「我剛從上海過來。說實話,88年我第一次去上海,東西很不好吃,因為經過文革很多精緻的東西都沒有了。這次我去上海的『瑞福園』,那個菜精緻得不得了,把我嚇壞了。昨天晚上喝的湯『大黃魚棒打小餛飩』,整條的黃魚燉出來湯是牛奶白,然後在裡面下小餛飩,真是不得了的菜。所以我是從這裡去看文化的,文化決不要做得高不可攀。今天我們能夠讀到李白『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的句子,同樣在陝北的民歌裡我們也能聽到類似的句子。我很有信心,民族的傳統沒有人可以斷得了。」

讓傳統再活一次

 1972年到1976年,蔣勳到法國大學藝術研究所留學。這段異國求學的日子「逼」他重新了解自己的文化,也為詮釋這文化尋找新的世界性視野。

 「在法國,我曾選修音樂史。因為班上有很多不同民族的人,老師就叫我們帶來自己民族的音樂做比較。我從來沒有想過什么是中國音樂,媽媽小時候帶我看崑曲、秦腔、河南梆子,我又覺得這些似乎都不是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於是後來選了民國以後的像《教我如何不想她》這種歌,卻發現其實學的是意大利的美聲唱法。老師聽了以後問:你確定這是中國的音樂嗎?我很感謝他們,他們其實在逼我重新了解我自己的文化。後來我拿了梅蘭芳的《遊園驚夢》來放,老師簡直大吃一驚。從這時我知道,要搞清楚東方傳統、亞洲傳統、中國傳統到底是什么,還要明白它並不落後於西方,在未來甚至會比西方文化更受重視。」

 於是,回到台灣,他開始思索如何用現代的眼光詮釋傳統,「讓文化再活一次。」

 「如同書法,年輕人已經看不起了,覺得是老掉牙的東西。但從70年代以來,我們不斷地去介紹,現在書法反而在台灣變成很現代的東西。」

 「這次我來香港講的兩件書法,也並不希望用傳統的方法來講。比如宋徽宗的東西,裡面其實有非常現代的結構,我在講的時候可能用的是法國現代藝術的角度,把它當一個抽象畫來看。」

 將生命美學的體悟與現代藝術的眼光相結合,蔣勳連續兩日的講座,讓人體會到傳統、藝術與生命之間微妙的呼應。蘇東坡的《寒食帖》中「大石壓蛤蟆」般拙樸的字形,是詩人歷經生死之後的看透與豁達。宋徽宗的詩帖中,則是這帝王對於美的耽溺與對於不可承受的命運的深深感傷。筆鋒處處突破而出的瘦金體,是他生命不妥協的吶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蔣勳說,他很慶幸當年去了法國而非美國。在那個歷史悠久的國家中,他學會了如何包容文化與尊重傳統。而我,則慶幸能和他在午後聊天、能分享那兩晚的講座。原來不僅是美,文化也在生活的點滴中,足夠成為一種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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