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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李卓賢
IFC最糟糕的地方，莫過於有兩家星巴克。記者約了訪問，等了十幾分鐘，心知不妙。
生活是這樣，環境轉了多遍，最後都一樣。幸好令每個地方顯得不同的，還是因為人。
這趟，本想約趙來發談人、談養生經、談女兒，談寫BLOG的手癮。
「說不定你寫這個人物訪問的時候，一開始會談及兩個男人到了兩家不同的咖啡店，然後相遇？」前輩為記者開了個頭，恭敬不如從命。
匆匆三句，最後不離本行。趙來發接受記者訪問，談的還是文化。
趙來發喜歡安穩生活，朝九晚五。1986年的某晚，他放下工作，走在繁華的彌敦道，有感而發。第二天，突然辭掉《信報》的工作。
「那晚同學結婚，請了假赴宴，當晚我看見花花世界，忽然想起自己仍然年輕，為甚麼要過這樣的生活？」
他是《信報》第一代文化版編輯，當年林山木夫婦眼看《信報》上了軌道，打算添加一個文化版，林太駱友梅在開會時說：「找趙來發吧？他反正不太喜歡做經濟新聞。」
不太喜歡經濟的事情？那時，他還每天寫經濟新聞和人物訪問，安安穩穩，雖然不知道「不太適合」是甚麼意思，但他還是擔綱下來。
這決定彷彿左右了趙來發大半生，要為文化勞碌。
矛盾總是開荒牛
1985年的香港，名副其實是一片文化沙漠。報紙少文化版，社會少文化節目。今天好一點，多了點髮菜和仙人掌。
「當時《信報》的文化版只有三部分。一是文化專題，但其時香港文化活動如藝術節，只是搞了幾屆而已，加上社區會堂只有零碎活動，辦得很吃力。二是每日活動的介紹。三是專欄和評論，主要接受投稿。後來覺得不夠，於是又加了電視和電影評論，是當時少數有電影評論的報刊。」
及後他找工作時總在問：是不是返早班？
帶著這個問題，趙來發到紐約《中報》工作，後來思鄉情切，回香港重投《信報》，及後到《經濟日報》當開荒牛，在那個開始時沒有桌子沒有垃圾桶的地方工作了四年；後歷任《天天日報》和《明報》副總編輯。
他耕過的荒地，現在都墾出文化的果實。後來他覺得做文化太單調，第二次離開《信報》，也是為了這個原因。
但在記者看來，他最後總是手癢，或者人家惦記他這方面的好，結果還是做文化版策劃工作，又過著很晚回家的生活。有永劫回歸的味道。
做文化版捱出病
「我在《天天日報》工作時，曾停了它們的風月版，因為老闆希望得到高檔次廣告，於是辦了一個月的文化版。」
一個月後，有一群紋身大漢帶著一群舞小姐跑上《天天日報》，軟硬兼施說沒有風月版，很難「搵食」，有新「活動」沒法賣廣告。
「那文化版曾刊登優秀的文化評論，討論八九十年代香港文化生態，可說花了一些心機。」有保守的編輯和廣告公關說，文化很不「天天」，於是甚麼都取消，打回原型，那時他就心想，這樣的報紙很快就撐不下去。
後來他去《明報》，辦了一個有人文氣息、聚合人氣的版面。
他考慮做一些城市社會生活題目，很快會舊題新做，但副刊只要有人物訪問，找來不同人的文字，發掘新的作者，就永遠有新氣象。人總是說不盡的話題。
記者想，這種想法現在也行得通，只是商人辦報，利字當頭，你和他們說人文氣息？他們說我袋錢不夠。
正因為這兩份報刊工作的體驗，趙來發不禁「迷信」起來。
後來報業生態改變，於是趙來發在千禧年離開工作四年的地方，回母校香港大學唸碩士和工作，又為了「接觸香港上層建築」，加入「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智庫機構。他也想過回到媒體工作，然而正在那時，他身患重病，不得不退下來。
他只好笑怨，是報刊複雜的人事關係，逼出他的病來。
Back to BASIC !
病和痛影響了趙來發的工作和情緒，但他仍潛心寫作，進修研究，寫一直沒時間完成的書《讓沉默說法》、《求醫實錄》等。
促使趙來發重出江湖，全因江湖有事。
由區惠蓮、朗天、李照興等資深文化工作者成立的「文化傳媒聯席會議」，早於2007年4月收到藝發局通知，獲撥款兩年共四百五十萬辦文化評論雜誌，找來吳俊雄（梁款）、馬家輝、馮美華、梁文道等當顧問。
有些人要在工作中體現自己，廿四小時滿腦工作，趙來發就是這種人，醫生也勸他不妨找工作，心境會開朗些。
本來區惠蓮有事請教趙來發，談著談著，就請他過去《文化現場》（C for Culture）當總編輯。
還是要當文化編輯／記者。有沒有想過這種生活？
「很久以前有種小朋友的想法，心想文化記者可以免費看演唱會和話劇。但其實早在大學時，我已參與文化工作、寫稿，一直無酬地做這種事情。」
與此同時，今天辦刊物，他不再像以前考慮很多工序和管理的問題；現在，他寫作更多，感到像是回到初入行的情境。
「這是Back to the Basic！重新開始，對個人來說都頗有趣，不用花心力在人事問題。」
《文化現場》的現況，像早期《信報》，主事者給予很大的支持，有很大自由度，從不過問事情。
雖然他現在沒有和林山木夫婦聯絡，但仍很感謝他們。
新雜誌 時代的見證
雖說兩份刊物的情況有點相若，但記者想到，時代畢竟不同了。新的文化雜誌在這種氛圍下，又將如何定位？
「一個世紀以來，外人總覺得香港是文化沙漠。近一個世紀的南來文化人覺得廣東人說話粗鄙，儼如小英國人；英國人又覺得香港隨時可以棄守，不必有任何文化政策。」
趙來發曾在地政工務科工作，就見過兵頭花園地道的圖片，又說那裡有小潛艇基地。
「回歸前，我們常討論香港有沒有文化政策。但回歸後，這問題已落後，其實香港一直不是文化沙漠，在回歸後，我們應懂得關照自己的本土文化。」
「回看第一代香港人，刻意把自己西化，要學英文，活得像土生土長的英國人。第二代香港人，反而想建立一種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九十年代一代呢？他們看見很多大議題，不知何去何從。」
「這個時代混亂非常，特區政府想建立文化政策。不知西九能否帶香港人過紅海，出埃及？但實際上是怎樣？現在沒有人知道。」
「媒介的出版是一道洪流，一本雜誌出現並不是關鍵。關鍵之處是社會有沒有資源，把我們的文化發展更推上一層樓。」
區惠蓮預料三四月春暖之時推出的《文化現場》，有文化評論之餘，還有人物訪問與專欄等內容。但實際的內容和銷售，還要看社會環境需要甚麼。
它像任何新刊物一樣，需要在生存同時摸索路向。
「我們有國際視野，但怎樣發展本土文化？怎樣在後奧運年代，與內地文化接軌？」趙來發問。
「表面上我們缺乏欣賞者和討論者，其實是欠整體的概念和文化討論。近年香港的文藝活動大增，文化求才若渴，我們需要一個整體的文化評論去歸納這個年代的面貌和生活內容，才令我們思考未來。」
一談到文化，又深陷囹圄逃不出來。發哥，請開懷一點吧！你要在文化勞役與思考中體現生命，還是逃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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