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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珍
遺民是中國歷史上的特有族群，這一群體在改朝換代後拒絕與新朝合作，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和價值判斷。最早的遺民當為殷周之際「恥食周粟」寧願餓死的伯夷和叔齊，但作為一個完整的、較大規模的社會階層而出現，則是在宋元和明清易代之際，因為這兩次易代不僅僅是改朝換姓而已，更關係到民族情感和文化認同。
一般來說，遺民既要表露自己的價值判斷，但又要在一個為自己抵制的社會裡生活下去，他的政治態度就不能太過激烈。遺民有不合作的消極自由，但絕不能把這種不合作的姿態「做足」，讓新主難堪。宋遺民面對蒙元的鐵蹄，原本就是這樣消極生活，嚥下淚水強忍著去看花飲酒賦詩的，可是，一具顱骨卻把這種消極生活打破了，整個遺民階層的血淚透過這具顱骨激烈地迸發了出來。
佛教在蒙元宗教信仰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史書上說「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而恃寵者必驕，於是「為其徒者，怙勢恣睢，氣焰熏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勝言」。其中尤為突出的，是被封為江南釋教都總統的番僧楊璉真伽，《南村輟耕錄》中說他「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就是這個楊璉真伽，激起了整個宋遺民階層的憤怒。
忽必烈統治時期，在江南巡教的楊璉真伽聽人說宋諸帝陵寢中有奇珍異寶，於是將錢塘、紹興兩地的南宋諸帝之陵與大臣塚墓凡一百零一所盡數發掘，並夷為平地，拋屍骨於野外，同時盜取了大量陪葬財物。尤其令人髮指者，楊璉真伽將葬於永穆陵的宋理宗趙昀的頭顱骨鋸開，充作了飲酒容器！
掘墓取寶，顱骨裝酒，現在說起來彷彿駭人聽聞，而如果考慮到不同民族的不同風俗，如《漢書》上就記載，匈奴就有以敵人頭顱為飲器的習慣，則蒙元統治者對此事既不支持也不反對，實際上是默許的態度也許就並不難理解了。但在漢文化背景中，這樣的事則絕對是不能容忍的奇恥大辱。宋遺民很快行動起來了。兩位江南的遺民詩人林景熙和唐鈺，將在錢塘、紹興的南宋皇室遺骸收集到一起，重新安葬。須知，這樣公然與新朝唱反調，無異於公開表示尊奉舊主的行動是有殺身之虞的，史料記載，林景熙就是靠化裝成採藥的藥農，才得冒死用草囊收集了遺骨。重葬之後，宋遺民又在重葬地點種植了自南宋故宮移植的冬青樹作為標誌。
異族的掘皇陵取遺骸給了宋遺民極深的刺激。兩位當事的遺民詩人都留下了淒絕哀怨的詩句，「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可謂痛徹肝腸！從此，「冬青」和宋遺民哭文天祥的「西台」，成為了不向異族屈服的象徵。
流落的宋理宗顱骨，直到明太祖滅元後，才訪求得到，終葬於南京。而這又惹動了另一位有強烈民族情緒的天才詩人高啟，寫下了《穆陵行》的名作。詩曰「玉顱深注酡酥酒，誤比戎王月支首。百年帝魄泣穹廬，醉骨飲冤愁不朽」，這是說元人用理宗顱骨當酒器，在帳篷中作樂，顱骨不禁要為「不朽」發愁了。高詩自然都是想像之辭，但讀來實在驚心動魄。高啟最後以蒙元統治者陵前的冷落作結：「起輦谷前馬蹄散，白草無人澆麥飯」，這種對比的手法當然高妙，不過，今人讀此詩，仍然需要考慮到民族風俗之異。蒙古習慣，人死後葬於平地，令馬群奔踐，使之不見痕跡，則蒙元諸帝陵前無麥飯之祭，安知不正是墓主人想要的呢？如此一來，高啟的譏諷就不免大大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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