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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在各政團尚未就普選方案取得共識的條件下，中央政府果斷決定2017年先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後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是對社會各界普遍期盼的積極回應。各政團能否為2012年中途站設計出一個為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和行政長官同意並為中央政府接受備案的方案，是檢驗他們究竟是以一黨一派私利還是以香港和國家利益為重的試金石。
2008年2月28日，香港特區政府、澳門特區政府、廣東省人民政府終於就三地合作建造港珠澳大橋的融資方案達成了協議。三方同意按照效益和費用比例相等的原則，分攤建造港珠澳大橋的補貼費用，香港承擔50.2%，廣東承擔35.1%，澳門承擔14.7%。在融資方案取得共識後，有關工程將很快招標，這意味著醞釀了約20年、粵港澳三方在中央有關部門主持和推動下磋商了約5年的港珠澳大橋工程，終於到了可以施工的階段。
中國俗話說：「好事多磨」。「好事」為何「多磨」？因為，利益相關各方（即持份者）從「好事」中能獲取的利益不相等，因此，在分攤有關費用、成本或者代價上會產生分歧、展開爭論，需要時間通過磋商或談判來解決。
2012中途站應體現平穩銜接
巧合的是，在粵港澳三方宣佈港珠澳大橋融資方案達致協議的同一天，香港特別行政區由行政長官委任的策略發展委員會政制發展專題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主要議題是關於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12月29日作出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可以普選產生。所以，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是從2007年第三任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到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之間的唯一「中途站」，應當既不是原地踏步，也不是過於激進，而是盡可能體現「平穩」銜接和過渡。
毋需贅言，為香港政制發展謀求共識方案較之港珠澳大橋設計共識方案更複雜也更困難。港珠澳大橋方案設計的困難在於——技術上如何最安全、最有利於環境保護並最具經濟效益，費用分攤如何符合公平原則。解決技術問題靠科學技術，有關各方容易取得共識。解決費用分攤問題關鍵在於準確測算各方將會獲取的經濟效益，一旦各方對經濟利益分享比例達致共識，費用便容易按效益和費用比例相等的原則來分攤。然而，香港政制發展所牽涉的利益與成本（即得與失）不僅是經濟的而且更是政治的，不僅涉及局部而且更關乎整體，不僅是有期限的而且更是極為深遠的，不僅關乎香港和中國的現在和未來，而且對國際地緣政治經濟甚至對全球政治經濟都有關聯和影響。因此，有關各方的分歧和爭議自然就更大。
捆綁討論 達成共識更難
有一種意見：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必須與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結合一起討論。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意見。
如果香港政制發展是在社會各界、各階層、各政治團體擁有廣泛共識的基礎上展開，那麼，這樣的意見是合理的。但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最大困難恰恰就是社會各界、各階層普遍期盼早日實現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的目標，而香港各主要政治團體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勢力至今仍無法對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的方案達致共識。因此，若將上述意見付諸實施，則必定導致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討論「流產」。
眾所周知，港珠澳大橋工程之所以磋商了約5年之久，必須在融資方案取得共識後才招標，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後才動工，而不是在技術問題解決、工程設計圖確定後一邊討論融資方案一邊就開始動工，是因為後一種方法儘管可能提前工程竣工時間，卻具有很大風險。
關於香港政制發展，特區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曾經實施「先圖後表」策略，希望香港各主要政治團體先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的方案和路線圖達致共識，然後確定普選時間表。但是，事實證明這是很難做到的。於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12月29日為香港普選制定明確的時間表，亦即改行「先表後圖」策略來推動香港政制發展。
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明白香港社會各界、各階層普遍期盼早日實現《基本法》規定的普選目標。在香港社會各主要政治團體尚未就普選方案取得共識的條件下，中央政府果斷決定2017年先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隨後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員，是對香港社會各界、各階層普遍期盼的積極回應。香港社會各主要政治團體能否為2012年中途站設計出能為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和行政長官同意並為中央人民政府所批准或接受備案的方案，是檢驗他們究竟是以一黨一派私利為重還是以香港和國家利益為重的試金石。（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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