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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吳 斯
「如果有一本書在造訪中國前一定要讀，那是《中國路》。」──William C. Kirby,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因為香港2008年Man國際文學節，記者得以專訪受邀來港的《中國路》（China Road）的作者Rob Gifford（羅布．齊福德）。Gifford從1999年到2005年作為美國國家公共廣播（NPR）的特派記者在華工作，之前是英國BBC的製作人，現在則是NPR的倫敦首席官員。
1987年，Gifford第一次來中國，那時的他還是一個學習中文的學生。經過20年在中國的學習、訪問與報道，他於2005年踏上中國312國道，開始了一次長達兩個月的長途旅行。
Gifford從上海出發橫穿中國，途經浙江、河南、陝西、甘肅、新疆，最終抵達哈薩克斯坦邊界。《中國路》是Gifford對中國的一次深層探索與記錄。比起Jack Kerouac（傑克．凱魯亞克）的《On The Road》（《旅途上》），他覺得這次在中國的省際旅途更像是John Steinbeck（史坦貝克）三十年代的小說《The Grapes of Wrath》（《憤怒的葡萄》）。
寫中國，客觀很困難
因為經濟迅速發展而成為全世界關注的中國正經歷著一次巨大轉變，她會不會如許多人預測的那樣在成就輝煌的同時也成為世界的威脅？或者如前蘇聯一樣崩壞？Gifford帶著這問題沿途搭車前行在312國道上，與各種遇到的人交談。
相較於許多西方媒體對中國單一的或極端的報道，《中國路》是更為客觀的事實分析與精彩敘述。訪問Gifford的時候，他坦承：「我一直想做到客觀，但這是很難的一件事。」比如他給NPR寫稿件，如果今天寫了一條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那麼聽眾就會想：原來中國是這樣的；如果是一條正面新聞，聽的人又是另外一種反應——對此他用了一個中文辭匯「盲人摸象」。
客觀報道中國的困難，以及現在美國對中國的關注，讓他覺得自己有一種責任感。但越想要客觀，中國就越讓他困惑，因為這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的國家實際上存在著很多問題。不過他坦然接受自己的困惑：「如果你沒有感到困惑，說明你關注得還遠遠不夠。」
曾想作個傳教士
為什麼會對中國感興趣？
「我的童年曾經在亞洲生活過，而且中國現在處在一個令人十分感興趣的時代，她面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很值得探討。不同於其他地方，比如歐洲，社會的穩定讓這些國家每天在思考另外一些問題；但在中國，每件事都很關鍵。還有就是要追溯到十九世紀，神秘的東方對西方人的一種吸引。」
在書中，他提及早期對自己產生很大影響的兩個人，一位是賽珍珠，當許多中國作家都忙著在寫國內政治紛爭的時候，賽珍珠的《大地》對中國二十到三十年代一家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描寫，帶給西方讀者一幅關於中國的新的畫面；另一位是英國傳教士James Hudson Taylor（戴德生），Taylor於1854年來到中國，之後的五十年都在中國度過，是當時傳教士裡一個劃時代的角色。Taylor他們那一批傳教士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年輕的Gifford讀了Taylor的傳記，深受影響，一度考慮成為他那樣的傳教士。
北京和上海不等於中國
許多年以後，Gifford踏上312國道，途經大城小鎮邊疆，與貨車司機、旅行推銷員、公務員、學生、優皮士、妓女、農民、藝術家、計劃生育委員甚至道士和喇嘛交談──他想了解真正的中國，中國的未來，中國人，中國人的靈魂。
「如果想了解中國，不能只去北京或者上海，北京和上海不是中國，就像曼哈頓不是紐約，紐約不是美國。」他帶給讀者的，不是常見的某外國媒體對中國某一條政策的評論，或者是讓他們又逮到機會來諷刺中國的新聞，而是許多普通人真實的生活──這些東西組成了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而這是一場異常豐富的旅行。
Gifford說：「其實我這本書主要還是寫給西方人看的，因為很多西方人不了解中國。」他在香港的講座，參加的讀者多數是西方人。去年在北京的一次讀者會也是如此，除了西方人就是講英文的華裔讀者。雖然如此，他告訴我們，《中國路》出版以後，有中國的出版社聯絡過他有意出版中文版，但是希望可以刪除掉某些部分（我們大可以猜想需要刪除的是哪些部分）。他說：「我不會刪，那是我的書，我不想刪。如果這本書被刪改了，那麼也就不再是同一本書。」
實際上《中國路》不僅僅可以給西方人看，它所包含對中國的討論與分析，結合了現在與歷史，也非常值得中國讀者去讀一讀。
旅途畢竟有終點
畢竟是旅行文學，書中不乏一些旅途中的趣事，比如華山上用手機的隱居道士；陝西某個小村教堂裡第一次見到洋人的阿婆們；在某個安利講座上他莫名奇妙的被改了名字叫Mr. Smith，只因為當時電影《Mr. & Mrs. Smith》正在上映；還有他在戈壁灘的「阿拉伯時刻」。這些經歷加上他偶爾顯露的英式幽默，讓他的旅途令人神往。這是一個人真正的行走，在路上，有時候會思考一些嚴肅的問題，有時候不會，會聽到一些人訴說生活裡的痛苦，也會靜靜欣賞風景，還會遇到驚喜。
在訪問的最後，記者問他，這麼多年研究中國和中國文化，在中國常駐六年，然後在離開前走一條橫穿中國的路，最後離開，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是怎樣的感覺？他說：「這確實是人生中的一個大事件，在外國生活的時候心裡有一種很強烈的情感。現在回到英國兩年了，有的時候仍然會想：我要回中國去。當時是可以再留下來的，但是我選擇了離開，因為我覺得那可能是最適合離開的時間，如果時間長了，我會變得『cynical』（憤世嫉俗），像在一個地方呆了太長時間的人，會對那個地方開始嘲諷。」
當他抵達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邊境的時候，想起一路上遇到的人，他很難相信自己結束了這次旅行。他並不知道這個大國的未來會怎樣，但慶幸自己能夠擁有命運給予的恩惠來目睹一個國家的巨變、一股新的力量的出現。如果有一天他的孫子問他：「你真的在那裡嗎，你真的看到中國的崛起嗎？」他會說：「是的，我看到了，我在那裡。」
中國之路朝向何方，他沒有給出答案，只是在書的結尾處，他引用了魯迅書中的那句話：「希望無所謂有，無所謂無，就像地上的路，地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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