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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在一般現代文學史著作，亦即一般學生透過教科書或課堂所轉知的，早期中國新詩分為自由詩派、格律詩派和象徵詩派，其實源自朱自清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他在導言中提出三種流派之說，日後被不同文學史輾轉引述，成為定論。
朱自清的說法的確理清了早期中國新詩的歷史，不過文學史和教科書沒有提到的是，朱自清也在〈新詩的進步〉一文中，回顧自己提出的三種流派之說，引述友人的補充說這三種流派是「一派比一派強，是在進步著的」，即是說，他認為新詩從自由詩走向象徵詩，是一種進步。
自由詩比較散文化，而象徵詩則較多暗示和隱晦，從讀者接受或所謂「市場」角度，自由詩是比較易明和易於接受，象徵詩則「脫離群眾」，然而朱自清為什麼認為象徵詩是一種進步呢？這是由於他站在文學性的角度看新詩的發展，而非著眼於市場。
朱自清寫〈新詩的進步〉一文，正值抗戰時期，報刊充斥著大量散文化的抗戰詩，只為了激勵戰意，卻成了口號化的宣傳，朱自清看穿這種作品只有時效性，而缺乏文學的超越性，因此他也在〈詩與趨勢〉一文中明言對抗戰詩「過分散文化」的批評：「我們抗戰以來的詩，似乎側重『群眾的心』而忽略了『個人的心』，不免有過分散文化的地方。」
抗戰詩其實是當時的文學主流，朱自清敢於抗衡大潮，提出它的局限，著眼於更長遠的文學發展，他的視野和對時代的洞察，仍值得今日的文學工作者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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