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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上海新聞中心記者：凌馨
2008年4月24日18時45分，20世紀30年代文壇最後一人、「七月派」重要作家賈植芳走完了92載人生。他著作等身、桃李滿門，在最動盪的時刻曾四次入獄卻從沒違背自己的良心，正如他生前為自己寫下的文字一樣：「檢點一生，出入於黑黑白白之間，周旋於人人鬼鬼之中，但心裡所嚮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從未熄止。」2008年農曆年前，病中的賈植芳最後一次接受《文匯報》採訪，一個多小時中，他健言談笑。臨別時，賈先生循著老習慣要贈書留念，用顫抖的手為客人寫下贈言，那些扭曲、難辨的字跡，彷彿時間在這個九旬老人身上留下的印記。最後一眼，是看到他在窗前揚著手說再見。
「喝水」、「吃糖」，甫一落座，賈植芳就招呼著侄女倒水、派糖。老人依舊好客，開著空調的病房甚為乾燥，賈先生不時地喝口茶潤潤喉。除了每天都要喝茶，老人對煙酒的熱愛是出了名的，他也幾乎逢人都會講自己嗜煙酒。侄女桂馥說，姑父這兩年因為肺炎加重，在家人的強迫下戒了煙酒。
「開心」坐監 笑言「牢飯」差
少了煙酒的樂趣，賈先生似乎更愛外出了。每逢周六，他都要帶著家人逛超市、喝咖啡，吃完晚飯才回家。弟子張業松亦道，先生除非被限制了自由，否則總是喜歡到處跑。弟子說賈植芳喜歡的地方很多，老家山西、解放初住過的蘇州、流亡時到過的香港……。2003年，88歲的他還特意到澳門「公幹」，無奈當時沙士兇猛，令他三遊香港的計劃未能成行，至今念念不忘，一再地問起：「你們到過香港嗎？」
坐監獄，總不會是什麼開心的事，但在賈先生看來，卻成了他一生中「開心」的經歷，因為「吃飯不要錢，也不要房錢，還有保鏢」。他又說，長壽的「秘訣」就是「勞改把身體鍛煉好了」。他甚至「點評」了4次蹲監的伙食，「北洋軍閥、日本人、國民黨的監獄條件都好，咱們的監獄最落後，吃不飽」；又說「還是人民民主專政厲害」，說完大笑起來。
四度入獄都是因言賈禍，四次罪名都是「政治犯」，一生被「政治」帽子壓著的賈植芳卻耿直依舊。對於自己晚年的生活，他直言「待遇很低，因為我有前科」。但他頗自矜的，仍是「一生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
賈先生反反覆覆地說，自己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但卻覺得「入了黨好像就不自由了」。他要做的，是「有獨立人格的社會知識分子」。解放後曾經「受上面指揮」陷害胡風等人的周揚，平反後四處向人道歉，賈先生第一個原諒了他，卻仍然不齒他的為人。
檢點一生 周旋於人鬼之間
世人最樂道的，正是賈先生的一生耿介，如他生前為自己寫下的文字一樣：「檢點一生，出入於黑黑白白之間，周旋於人人鬼鬼之中，但心裡所嚮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從未熄止。所以合則留，不合則去，雖漂泊四方，心卻一念繫之，問心無愧」。先生故去，他的幾代學生齊聚家中，陳思和、李輝、范伯群……堂前依然掛著身前友人贈送的一幅對聯：「倔強猶昔不易行不傲物，沉吟至今無伐善無施勞」。
「我與任敏結褵六十載」
樂觀豁達的賈植芳，也有難以化解的心結─老妻任敏6年前因病撒手人寰。為了照顧老人的情緒，晚輩們從不主動在先生面前提及師母，「偶然提起他就要淚下」。他說：「（任敏）跟上我受苦，還進監獄，把她放到青海去，兩人分開38年」，這個數字，他記得很清晰。
「她喜歡我有個性」
但賈植芳也有開懷的時候。說起自己的羅曼史，他總會講那段「沒有結婚證」的經歷，把「同居」兩個字咬得很重，一臉的得意。問起「任敏看上你什麼」，他馬上自豪地答：「喜歡我有個性」。1942年，常在《七月》雜誌上讀到賈先生文章的任敏，傾慕他的才華與之相識，又欣賞他的個性與之結合，從此相隨60餘載。在弟子們眼裡，他們是復旦最好的「模範夫妻」。沒有人會想到，這位平和的女性，曾經為了營救丈夫東奔西走，又因為不願與之「劃清界線」被發配青海，在那裡戴過鐐銬、背過死屍，經歷了飢餓的生死邊緣。
「任敏！你要好起來」
但賈植芳耿耿於懷。2000年任敏病危，賈先生緊緊握著任敏的手，大聲叫著她的名字。「任敏！任敏！任敏啊！以前別人整我們，我們沒有辦法，現在好了，我們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你要好起來！」老妻奇跡般地康復，但卻沒能撐過2002年的冬天。
賈先生深情地為亡妻親擬了輓聯：「緣識古都，奔走黃河，尋覓鐵窗，相濡病榻側，不忍思，風雨白頭六十年，再相逢，非此岸；讀梓東海，育苗西漠，農桑北地，煮字刊南港，休莫提，艱難攜手春寒路，家中婦，天地間。」他把任敏的遺像擺在家中，每天早晨和她一起喝牛奶、吃早飯，中午喝些小酒，陪老妻說說各種各樣的趣事、往事。就在接受採訪前兩天，賈先生的新書《歷史背影》出版，賈先生對侄女說的第一句話還是，「把這本書擺在你姑姑的遺像前」。
生前抱憾：「我的朋友們都死了」
身在病中的賈植芳，常常回憶往事。而他想得最多的，就是那些自「五四」起一路同行的朋友。一生坎坷，他可以釋懷「都過去了」；對於友人，他卻道：「我還活著，我的朋友們都死了」。如今斯人亦逝，唯有他一字一句留下的回憶，仍在見證那些穿越世紀的情義。
「硬骨頭」的胡風分子
1937年初，賈植芳首次給胡風主編的雜誌《工作與學習叢刊》投稿。1939年賈植芳到重慶，書信告知同樣在渝的胡風。其時胡風已是知名左翼作家，被視作繼魯迅之後的「五四」文化擎旗者。面對這樣的「名人」，賈植芳卻「性情比較孤傲，不願意拜會名人」，亦未在信中寫明住址。胡風跑遍重慶大小報館，終於在3天後見到賈植芳，兩人從此訂交。
應該攀交的時候，賈先生選擇了迴避；但到了1955年，面對可能因胡風事件受到的牽連，他卻硬是「黏」了上去。當上海市高教局長試圖「挽救」賈先生，要他「交待」與胡風的關係時，他答道：「我們舊社會裡共過患難，他在最困難的時候幫助過我，就是這麼個關係。」從此便開始了長達25年的牢獄生活。
賈先生不後悔，卻有怨恨。「說胡風是反革命，哪有這回事！」他突然用力拍了一下椅背，好像就要跳起來罵人。他不願回憶與胡風交往的細節，只是反覆地說，「胡風是冤案」，直到侄女衝著他的耳朵大喊，「現在已經平反了，他們都知道了」。半生歷劫，賈先生最介懷的，是這位相交一生的老友精神崩潰淒然而去。
為獄友邵洵美糾正訛誤
1960年冬，賈先生偶然與「海上孟嘗君」之稱的出版家邵洵美同監。身患氣喘病的邵洵美對出獄甚感絕望，曾鄭重其事向賈先生囑托兩件「後事」，請他一定寫篇文章。這兩件事，其一是1933年英國文豪蕭伯納訪滬時，邵洵美負責接待。因蕭伯納不吃葷菜，遂在素菜館「功德林」宴請，「用了46塊銀元，由我自己出錢付出。參加宴會的有蔡元培、宋慶齡、魯迅、楊杏佛，還有我和林語堂。但當時上海的大小報紙的新聞報道中，卻都沒有我的名字，這使我一直耿耿於懷」。至於另一件，則是邵洵美與魯迅之間的誤會。「我的文章是我自己寫的，但魯迅先生在文章中說我是花錢僱人代寫的，這真是天大的誤會！」1989年5月，賈先生專程著文回憶與邵洵美的「獄友」生活，並履行了27年前的諾言，糾正了邵洵美掛懷不已的兩項訛誤。
賈植芳小傳
賈植芳，1915年出生於山西襄汾，筆名楊力、冷魂等。1935年在北平上高中，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首次被北洋軍閥當局逮捕，經親人保釋出獄後，赴東京日本大學學習；1937年棄學回國參加抗戰，1945年在徐州從事偽軍策反活動被捕入獄，日本投降後獲釋；1947年因「煽動學潮」被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逮捕，一年後經親人保釋出獄；1949年後歷任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復旦大學教授，1955年因「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蒙冤入獄11年，後回校接受「勞動改造」，1978年平反。
此後在復旦任中文系博士生導師、圖書館館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顧問；並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名譽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顧問、上海通俗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等職。
著有小說集《人生賦》、《賈植芳小說選》，散文集《熱力》、《暮年雜筆》、《彫蟲雜技》、《我的朋友們》、《老人老事》，專著《近代中國經濟社會》、《中國新文學與傳統文學》。另有《賈植芳文集》（4卷）、《賈植芳回憶錄》、《賈植芳致胡風書札》、《劫後文存─賈植芳序跋集》等，譯著《契訶夫的戲劇藝術》、《論報告文學》、《契訶夫手記》，回憶錄《獄裡獄外》等。
「醫院就像監獄」
不得已在醫院「扎根」的賈植芳，似乎討厭了這被四面牆包圍起來的空間。他說要「好了趕快回家」，又囑咐記者「把報紙寄到家裡，不要寄到醫院」，鄭而重之地讓侄女遞上一張名片。在四度入獄的他的眼裡，「醫院這地方不能住，醫院就像監獄」。
1996年底的一次「事端」，讓賈植芳的弟子張新穎至今難忘。那次是先生住院，他陪床，一如既往地聽先生數說醫院的「不是」。起初賈先生還算平靜，卻越說越激動，「他說的還是醫院，我聽著，卻越來越像監獄了。到後來，已經分不清說的是醫院還是監獄，他高聲罵起來。他罵醫生、罵護士，罵同病房的人，罵來看望他的人，見誰罵誰……」直到吃了鎮定藥安穩下來。很久以後，賈先生才向他說起，「那一刻出現了幻覺，覺得就是在監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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