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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呂瑋宗
不少世界著名的攝影記者，憑藉堅毅的信念與精神，身陷險境仍不惶不躁，為人類歷史留下珍貴見證。
在風雲變色的50、60年代的中國，當時在內地任職攝影記者的李振盛，拍下許多具有時代色彩的作品，用鏡頭記錄了那個荒誕的年代。早前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與《攝影雜誌》舉辦「從50年新聞攝影生涯看半世紀中國歷程」講座，李振盛與本港攝影界分享其心路歷程。
「沒有苦難，就沒有新發展；沒有歷史傷痕，就沒有改革開放，這就是歷史的因果關係。」有50年攝影經驗的李振盛簡單的開場白，總結了中國近代的歷史發展。十多年來他經常往各地，到處講述《紅色新聞兵》的圖片故事。「這對我人生影響很大，是我一生人最大課題。」
體現歷史 以相代筆
新聞攝影屬於紀實攝影，有助人們了解世界。李振盛80年代初轉往大學教授攝影，96年到哈佛大學進行講座及文化交流，近年整輯從50年代開始私下保存的作品，03年出版了《紅色新聞兵》影集。經歷半世紀的風霜，來到今天的北京奧運，李振盛也未放下相機，他仍深信新聞攝影能呈現歷史，指引未來。
會場內的投影機展示一張張以菲林手動機拍攝的老照片，雖然經過電腦掃描，但仍難掩菲林照片的歷史痕跡。記者在當年被稱為「紅色新聞兵」，有特權拍攝批鬥、行刑等任何內容。當時記者工作時須佩戴印有「紅色新聞兵」字樣的臂章。
「那是由毛主席題字。紅色代表革命，但我並非黨員，真不敢當這稱號。」他指，在新聞攝影角度而言，鏡頭前沒有特定色彩喜好，攝影師在畫面中應無立場。
親身經歷 呈現眼前
在911事件報道中，有美國傳媒以電腦為現場照片調色，遭指責偏離真實。現今科技電腦「執相」技術出神入化，既可提高畫面可觀性，但不時惹來爭議。不過李振盛指，當年黑房技術對內地攝影記者來說，是重要的救命符。
「記得50年代挺毛遊行中，竟有人誤用黑色相框盛載毛主席照像，這不吉利的照片絕不能刊出，否則便大件事了！」他便以黑房技術把相框改為白色。
拍攝批鬥場面時，攝影師朝被批者衣服破裂處對焦，但也不能單以打人、批鬥取材，構圖中必須有正面內容。拍攝行刑照片時也要捕捉施刑者的笑容，背景也最好有毛主席的照片，這才有對比感。「記得一次拍攝時，忘記把背景的毛主席像入鏡，回報館後連忙到黑房施以剪接技巧。」
「論最難拍的必定是槍斃場面。我曾經緊張得開了槍也不知道。」他表示，拍群眾叫口號，必須捕捉到叫喊者是張開口的，否則拍得每個人閉著口便很奇怪。而拍攝被打者的臉容亦相當困難，因他們一直低頭。另一方面，當年器材落後，拍攝天安門廣場集會場面，只能以標準鏡拍下多張照片，再合拼成廣角照。
鏡頭背後的世界
在每張照片上面，我們可看到畫面上的光景，但背後故事卻只有拍攝者才知道。「我曾見過大大小小的批鬥場面，台上一呼口號，台下一呼百應。但我訪問群眾，方發現他們不認識被批對象，只是來湊熱鬧。」他拍過無數高舉毛主席肖像的遊行圖片，想不到竟有群眾向他表示：「文革前，我們不太知道他（毛主席）是誰。」1966年8月中，有些會堂的牆上，竟還掛著劉少奇、鄧小平與毛主席並排的照片。「可能，有些市民仍不知道發生了大字報事件。」
他記得在一次游泳比賽中，開賽前選手們穿著泳褲誦讀《毛語錄》，有選手在比賽時不忘呼喊擁毛口號。「你仔細留意照片，有名選手差點溺水，因他在水中叫口號時未能兼顧呼吸。」
有一次到醫院拍攝採訪，他看見不能起床的病人也強行站立，躺在床上的也堅持向鏡頭舉手敬禮。在聚會中，許多孩子不知道發生何時，只懂跟隨成人歡呼吶喊。拍攝結婚照也只能穿樸素衣服，新人頸上只能掛上寫著「新郎」和「新娘」的木牌子，以示無產階級身份。
用心拍攝 啟示未來
「攝影師本身，就是畫面的導演，被攝者就是演員。但你不能指示他們，只能用構圖、光圈及快門，讓畫面說故事。」講座中，他向大家展示一張年輕時的自拍照，照片中他打開衣襟露出胸膛，以示求真心志。在歷年的作品中，他挑選了285張，幾年前製成相冊在外國首度出版。「出版相冊目的，就是讓歷史告訴未來。最近我再到天安門廣場拍攝奧運活動，這年頭是中華民族最文明的時刻。」
人類對某些經歷難以言述，攝影記者就可借畫面替他們說話。今天先進的數碼單鏡反光相機，稍按快門便可高速自動對焦，輕鬆拍下連環圖像，但在50年前的菲林機、手動鏡年代，每按快門前也要三思，扭動對焦環的時間，也不容攝影師多加思考，正如李振盛及其他中外著名攝影記者，他們依靠的不是器材，使用的不是「光圈先決」或「快門先決」，而是「用心先決」，方能拍出具深度的圖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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