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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一個小小軍機事件，折射的是中日間的複雜關係。中日戰略互信和民間互信是兩個並行不悖、相輔相成過程：民間互信的建立有助於戰略互信的確立，反之就可能對戰略互信構成牽制；同樣，中日若能在彼此的戰略意圖上有更多溝通，尤其是在多邊安全框架上確認不針對第三國的意圖，則也將有助於兩國民間互信的建立，而這又將反作用於戰略互信的確立。
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日後不久，由於四川大地震，中日兩國民間和官方又有一些新互動，折射出兩國民間關係和民間心態中一些微妙深層內涵，其表現主要有兩個：一、日本救援隊迅速趕赴四川災區救災，在救災過程中給中國輿論和民眾留下了極為正面的深刻印象；二、日本一度有意派遣自衛隊運輸機向四川災區運送救援物資，但由於遭到中國部分輿論和民眾的反彈，因此最後宣佈取消，改用民用飛機運輸。
上述兩個事件，先後發生在四川救援的問題上，既顯示中日民間心理有大幅改善的基礎，同時又顯示雙方要真正做到全方位的互信仍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期間，兩國在官方層面如何溝通、雙方媒體如何準確傳遞真實的聲音並配合建設性的評論與指引、雙方民間如何理性梳理彼此的情緒，都是這兩次事件發生之後，在中日關係的深層結構裡帶給人們的繼續思考和努力的空間。
日本救援隊感動中國民眾
首先，就日本派遣救援隊言，四川地震發生後，日本方面在第一時間提出願意派遣救援隊前往中國；在隨後的一天裡，日本官方一天幾次與中方接觸，表達這一願望。當時，有關方面僅表示，願意接受救援資金和物資，但暫時不接受救援隊伍。有關部門這一表述的背後，既有地震來得突然，前往震中的道路尚未打通的原因，同時也有傳統思維的因素。五月十三日，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人士透過各種平台發表「中國不應謝絕外國救援隊」的觀點，建議官方在前往震區的道路打通後，應迅速接受外國和境外救援隊。這一觀點立即引起熱烈爭論，贊成者多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而反對者則多顧及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五月十四日上午，外交部宣佈，將接受日本救援隊；當天下午，國台辦宣佈，歡迎台灣救援隊前往災區。
日本救援隊抵達災區後，竭盡全力投入救援工作。雖然由於救援的生命數量有限，日本救援隊員無論在救災現場還是在事後，也都承受了從內心到外在的許多壓力，但日本救援隊在救災現場的表現，透過中國媒體的傳播，還是立刻贏得了絕大多數中國民眾的認同和尊敬。尤其是日本救援隊員在每抬出一具遇難者遺體，都會集體肅立，脫帽向遺體默哀。這種跨越民族和文化界限的人道主義關懷，相信給許多中國國民相當的心理衝擊和感動。
救災：中日良性互動背後的四大因素
日本迅速向四川災區派出救援隊，以及日本救援隊員在災區的表現，極大地改變了原先中國國民心目中的日本形象。這種形象的改變，是那樣的不期而至，但又是那樣的具有衝擊力和震撼力，其背後折射了幾個深刻的道理：
1、中日兩國無論是作為東亞鄰國，還是作為東方文化大國，在其文化和國民心理的深處，都有濃厚而強烈的善心和同情心；而且這一善心和同情心從本質上是人類共有的，並不局限於自身民族和文化的範圍內。
2、過去若干年，中日關係主要由於政治風波而引起的風風雨雨，中日民間原本因歷史而尚未癒合的傷口再次受到重創，由此不但在情感上彼此疏遠，而且最主要的是由此而迷失對於對方的正確的認知和解讀。就中國而言，到底戰後的日本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日本國民是什麼樣的人民？雖然今天日本國民的歷史觀與中國有所出入，但人們是否就可以由此而將今天的日本解讀為依然存在軍國主義的土壤，從而完全忽略了對戰後日本民主機制及其成熟程度的考察？從日本來說，過去十年只是過多從中國迅速崛起給日本帶來的迷茫和心理調適角度來看中國，而忽略了從人道主義的基礎上看，中日人民其實不但一衣帶水，而且無論在自然面前還是面對未來的共同挑戰，其實更多地呈現一種「命運共同體」的關係。所有的這一切在風平浪靜之時或不會有所展現，但當大難來臨之時，則每每會像一道閃電，照亮雙方心靈深處原本連自己都不曾注意的空間。
3、日本雖然屬於西方陣營，而且與中國有從歷史到現實的各種複雜情結，但它畢竟是一個東亞國家，有著東亞人們共同的處事方式和心理感受。從近二十年的外交史上看，無論是十九年前幫助中國走出外交困境，還是後來支持中國入世，日本都有著其更為傾向中國的獨特一面，也讓人更感受到中日之間的某些內在相通性和感應性。此次救災，日本的表現同樣如此。
4、如果說上述兩點主要是民間的感受，那麼在中日政治關係大幅改善之後，中日兩國官方在救援隊赴華的問題上，也展現出極高的誠意和靈活度。如前所述，中國有關方面在災後初期的回應，既有災後道路受阻的客觀原因，也有傳統思維的主觀因素。但可喜的是，中國官方迅速打破傳統框架，果斷接受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和境外救援隊的進入，既顯示了以人為本的觀念，同時也為中日民間透過日本救援隊援華這一個案增加了解，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契機。同樣值得肯定的是，在日本救援隊抵達災區後的幾天裡，中國媒體也不失時機地推出有關報道，詳細報道日本救援隊在救災前線的所作所為，也為中國民眾了解真正的日本和日本人提供了契機。
上述四大因素，前兩者屬於中日民族心靈的深層因素，後兩者則屬於官方和媒體的策略層面，但四者缺一不可，同時都為此次中日民間拉近心理距離作出了貢獻。
至於這一局面能否延續，必須指出，上述四大因素中，前三者基本上都可以在中日民間心理的深層結構中找到，只不過以前人們每每由於政治因素而有所忽視；至於第四點，則取決於中日官方能否繼續像這次這樣繼續高瞻遠矚，挖掘並提升兩國民間心理深層結構中有助於拉近心理距離的正面因素。
軍機風波背後的民間與戰略互信盲點
當然，中日民間還是存在不少心理盲點，日本自衛隊運輸機暫時被取消就是一例。軍機運輸的效率遠高於民用運輸機，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問題是，中國民間的疑慮主要在於兩點：一、若自衛隊運輸機成行，這將是二戰後日本軍機首次飛臨中國領空，容易構起中國民眾對二戰的不快回憶；二、四川乃中國軍工重地，日本軍機入境有諸多不便。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上述第二條理由並不成立，不然就無法解釋為什麼，美、俄、韓軍機被允許入境運輸救援物資，唯獨日本自衛隊不可以。顯然，問題主要在於中國民眾對歷史的慘痛記憶中，尤其是四川當年曾遭受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
以一般的觀點看，中國民眾在二戰六十多年後的今天，尤其是日本戰後已為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貢獻，而這一貢獻也已得到中國官方高度評價的情況下，依然拘泥於當年歷史，似乎有調適的必要。但歷史上最難以洗刷的民族的集體記憶，而這有時與政治關係並無直接的關係。一九九一年海灣戰爭期間，德國首派十七名空軍地勤人員進入土耳其軍事基地，引起了歐洲輿論和民間的嘩然；荷蘭、波蘭的部分民眾至今仍對德國軍人心存疑慮，即便今天的德軍已完全不再是納粹軍隊；四五年德國東部城市德雷斯頓遭英軍飛機狂轟濫炸，至今仍是當地居民的慘痛記憶，紀念日當天若有英軍飛機飛臨德雷斯頓上空，雖然不會被禁止，但想必同樣會引起某些不快。
筆者據此想指出的是，日本願意派遣軍機幫助災區運輸物資，純粹出於人道考慮，中國官方和民間對此應銘記在心；但中國民間的戰爭記憶和對日本軍機的接受，有一個逐漸適應的過程。尤其是幾年前的靖國神社風波，至今仍距離不遠。從理論上說，中日的防務交流已經展開，本月日本軍艦就將回訪中國，這對於中日兩國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未來兩國空軍的互訪乃至聯合作業，都是可以企盼和努力推動的事情。在這些涉及民族集體記憶的敏感領域，中日兩國應十分注意處事的方式。像這次日本在官方尚未達成協議就先經由媒體透露和渲染的做法，無論出於何種動機，至少都是欠缺考慮之舉。
一個小小軍機事件，折射的是中日間的複雜關係。中日戰略互信和民間互信是兩個並行不悖、相輔相成過程：民間互信的建立有助於戰略互信的確立，反之就可能對戰略互信構成牽制；同樣，中日若能在彼此的戰略意圖上有更多溝通，尤其是在多邊安全框架上確認不針對第三國的意圖，則也將有助於兩國民間互信的建立，而這又將反作用於戰略互信的確立。（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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