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志剛 資深評論員
隨著五位副局長宣布放棄外國居留權，社會紛爭應該告一段落。往後副局長不應擁有外國國籍，不必另外立法，只須在入職要求中列明即可。另外，對於政治助理的國籍要求，不應與副局長相提並論。
對於政治委任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國籍問題，至今應該告一段落，隨著五位副局長放棄外國居留權之後，問題的矛盾獲得完滿解決，而今次事件相信已經成為該制度的先例，往後接受任命的副局長均不應擁有外國的護照以及居留權，這個要求，不必另外立法，而只須在對副局長入職要求中列明，因為副局長不是經公開招聘，這些要求亦不是內部文件，如果真的要避開法律問題，以間接的方法來表達香港市民對副局長的政治要求，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對政治助理國籍不應過分苛刻
至於一些政治人物仍然對政治助理的國籍窮追猛打，個人認為政治助理和副局長的級別有距離，政治助理只是局長的助手，並不獨立負有政治和政策的任務，也不必直接為相關政策負上政治責任，這類近乎幕僚式的職位，國籍應該不是受關注的議題，要放棄的可以自行放棄，但不應等同對副局長的要求。
由事件開始曝光時，個人已經認為副局長不應持有外國護照，而這和基本法並無必然的關係，而是香港市民對這個級別的政治委任官員的要求。這種要求並無一定的客觀標準，廣東有一句俗語，叫「公道自在人心」，公道也沒有非常客觀的標準，但一般人總會對公道有一共同尺度，相差不會太遠，而今次香港市民也是用他們心中那把尺，來衡量副局長的國籍問題，而得出的答案，也是非常一致。
香港市民心中這把尺，這份公道，其實是值得我們高興欣喜的，在回歸之前，部分香港市民對前途抱有疑慮，所以都有買政治保險之舉，他們舉家移民，尋求其它國家的護照和居留權，而這種行為和想法，也構成了一種政治壓力和訴求，最終在草擬基本法時，為顧及客觀的現實，也做了相應的措施，例如在不承認市民具備雙重國籍的同時，也默許市民擁有它國護照作旅遊證件之用，除主要官員之外，高級公務員也可容許持有外國護照，而在立法會內，也撥出一定名額，讓持有外國護照的人士出任，這些都是對當時的政治氣氛作出的妥協。
市民對國家及香港認同感加強
時至今日，香港不但不再出現移民潮，現時移居外地的人數比上世紀七十年代時還要低，而且移居外地的港人也紛紛回流。移民、外國護照和居留權等詞語，已經成為香港過去的歷史，在新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形勢下，八十年代時那些妥協，已經不再合時宜，所以市民的態度，是要求具有重大政策決策能力的政治問責高級官員，必須要展示出對香港的承擔，這個取態是非常清晰明確的，我們不必去鑽牛角尖，說放棄外國護照也不一定愛香港，市民覺得，如果連這一步也不踏出，他們無法相信他們對香港的承擔，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真的說特區政府出錯，就是沒有看到香港的人心已變，只是用以前的尺度，去制訂現在政治問責官員的條件和要求。當市民明確表達這個訴求時，政府只需要積極回應，因為這個訴求和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的最基本政治立場和利益並無抵觸，甚至是可欣可喜的改變，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從善如流這四個字了！（文匯論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