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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飛
四川汶川大地震以來，中國抗震救災工作引起了輿論的普遍好評。有人說這是「普世價值」的勝利，也有人認為，這是對共產黨執政歷史的否定，唐山地震時沒有所謂「普世價值」這一說法，政府也是把救人放在了第一位，當時有90萬人被埋在廢墟裡，也是解放軍用手扒，解救了60萬人。因此，中國的「舉國體制」是抗震救災高效率的法寶。中國領導人則強調，這次抗震救災鬥爭再次有力地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優越性。
的確，轉移安置受災人員4624多萬，這樣的龐大數字在能夠「舉全國之力」之外的國度是難以想像的。那麼，中國政府「舉全國之力」抗震救災，為什麼「舉」得起來呢？究竟什麼叫「舉國體制」呢？
「舉國體制」就是民主集中制
以筆者之見，所謂「舉國體制」，就是現行憲法第三條規定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這樣一種體制。眾所周知，民主集中制是俄國革命家列寧創立的建黨原則，在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都選擇了民主集中制，但國民黨沒有落實到位。1949年離開大陸之前，蔣介石曾多次說要學習共產黨的延安整風，認為是延安整風奠定了共產黨勝利的基礎。的確，延安整風的作用有一點像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對中央集權體制和法國革命的歷史功績的描述：「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充當了新興的資產階級社會反動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領主權利、地方的特權、城市和行會的壟斷以及地方的法規等這一切中世紀的垃圾還阻礙著它的發展。18世紀法國革命的大掃帚，把過去所有這些過去時代的殘餘都掃除乾淨，這樣就從社會基礎上清除了那些妨礙建立現代國家大廈這個上層建築的最後障礙。」通過延安整風，中國共產黨消除了思想上和組織上不統一的因素，實現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分散在各根據地的所有黨組織和軍隊的絕對領導，因而可以「舉全黨之力」戰勝國民黨；到新中國政權建立之後，這一體制又應用於國家體制，就形成了「舉國體制」。
新中國初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是最徹底的「舉國體制」，但過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利於發揮地方和公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於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改革，1982年憲法中增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的條款，90年代明確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改革並沒有放棄民主集中制，「舉國體制」不僅僅在應對大地震這樣的突發自然災害中顯示了威力，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都是「舉國體制」的成果。
事實上，中國特色的這種舉國體制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應急體制」。如所周知，起始於近代的中國現代化是一種外生的現代化，它是在西方國家堅船利炮的壓力下、是在中國面臨亡國滅種危險的背景下起步的，中國的現代化必須依靠一個中央集權的強有力的政府自上而下的強力推動，從而集中一切資源，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保證國家獨立、安全的物質技術基礎。事實證明，這樣的民主集中制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鄧小平曾經說過，「民主集中制是一個好制度，永遠不能丟」。
大地震使改革目標更清晰
所謂「舉國體制」，其實就是一種很強的國家能力。學者王紹光等認為，國家能力包括汲取財政的能力、宏觀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強制（管治）能力，這次抗震救災工作充分證明，「舉國體制」在這些方面的能力上都表現出色。當然，永遠不能丟並不是說它已經不需要改革，相反，此次抗震救災凸顯了中國國家能力建設上的某些不足，也提示人們要以災後重建為契機加緊推進改革。
比如說，從國家能力的主體構成來說，它應當包括國家機構、執政黨、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等的能力，此次抗震救災工作中社會組織和公眾的能力得到積極展示，但國家尚缺乏相關的法律和制度的規範。著眼於從總體上提高國家能力，努力使國家各方面能力達到在國家能力橫向結構上的相對平衡，並實現有效互動，應當成為改革和建設的重要目標。
從國家能力的縱向結構來看，國家能力主要是指中央政府能力，也包括地方政府和基層政府的能力。此次大地震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最嚴重的都是在縣以下地方，凸顯了地方特別是基層政府能力的薄弱。通過體制改革和建設，強化縣以下地方和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已經刻不容緩。
此次抗震救災中中國政府汲取財政的能力得以充分體現，但種種問題也凸顯了通過強化預算管理和監督來約束政府權力，努力使其合法化能力和管治能力、施政行為更加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不僅僅非常需要，而且極為迫切。（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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