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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碩鳴 資深傳媒人
在離開西藏的藏人生涯中，他們分散眾多區域居住，成為「流亡大西藏」，一直以來實行自治，但主要集中在宗教、文化、教育、衛生的高度自治，極少行政管理的自治，沒有解決就業的壓力，沒有城市建設的規劃，也不會為通脹或者經濟過熱傷腦筋。達賴喇嘛從來沒有要求將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聚集在一起，因為達賴在印度創導和實行的就是「文化自治」。
北京中央政府與達賴的代表相約正式談判，雙方對這次會談都作了充分的準備，北京政府也減緩了大批判式的指責，表現出寬容和善意。達賴也放話，對會談表現出期待。3．14拉薩暴亂後雙方形成的劍拔弩張在緩和，這為對話設定了以和為貴、以誠相待的基礎。但對話僅有誠意還不夠，中央政府與達賴代表有過多次會談，雙方都說沒有進展，在缺少互信和了解下，一些敏感的問題分歧很難達成共識。達賴的反覆，以及提出的「大西藏」、「自治」等令人質疑的概念，都讓人難以敞開胸懷。事實上，即使達賴在印度北部山區的49年流亡生涯，實行的其實還是藏人分散居住的「文化自治」。
從印度首都新德里飛行約一個半小時，抵達北部山區的一個小型機場，出機場再沿一條平整的柏油馬路繞山而上，不到半小時，在群山環繞之中，一座山城展現眼前，這就是達蘭薩拉(Dharamsala)。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和追隨他的流亡西藏民眾，自一九五九年出走西藏後，在這裡開山闢建了流亡藏民的新家園。站在崎嶇曲折的山路上眺望遠處，一邊是懸崖下印度北部富庶的平原，一邊是頂端上常年積雪的山巒，經緯分明猶如「分裂」和「統一」的勢不兩立。
雖然氣氛良好，但雜音還是不少，流亡藏人的核心成員桑東丘波切就表示出不一致的看法。他認為，前六次會談都沒有達成任何協議，要與北京達成協議的機會渺茫。他更反對中國將西藏土地劃分為11個區域，並直說：「我們希望整合所有藏區，並獲得完全的自治權力。」這一說法明顯和達賴喇嘛關於大西藏版圖問題的說法相當不一。達賴喇嘛最近在接受西方媒體訪問時，就曾用明確堅定的口吻說：「我關心的不是版圖、邊界和地盤大小，而是保存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他也曾經說過：「只要求西藏文化的自治，而不是政治的自治。」
印度人管轄達蘭薩拉行政事務
事實上，達賴喇嘛出走49年，跟著他流亡在外的藏人10多萬，從離開西藏的那一刻起，達賴及其流亡藏人所實施的充其量也就是「文化自治」。印度是達賴喇嘛最早落腳的地方，印度政府劃出地塊安頓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藏人，除了達蘭薩拉為達賴喇嘛的居住地，在印度的南部、東部，甚至尼泊爾等地都分散居住了流亡藏人，猶如一個「流亡大西藏」。
達蘭薩拉是所謂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居住在此的藏人也不足萬人。印度政府當初批出土地租賃50年，最近聽說又追加50年。說是「流亡政府」，其實達蘭薩拉的行政事務，包括山城建設、建築審批、社會治安管理、交通等都由印度人管轄。「流亡政府」有法院和法官，但審判的僅為一些民事案子，更沒有約束力，因為沒有自己的警察，判後當事人不執行，他們也沒有辦法強制。
分散在四處的流亡藏人，他們相互間聯繫的紐帶主要就是西藏的傳統文化和達賴喇嘛的宗教影響力。在流亡藏人的集中區域，「流亡政府」致力做的就是教育和醫療，讓流亡海外的西藏人都能夠接受具藏傳文化的教育，傳承藏傳佛教的文化，讓他們生老病死有保障，這些都是「政府」所做的事，也僅此而已。「流亡政府」的收入主要來自藏民的納稅，藏民以所在國貨幣的三個單位交稅，如在印度就交3盧比，在美國就是3美元，或參照工資收入的百分之二交稅。過去「流亡政府」還有不少產業，都因經營不善而私有化，其行政力也在弱化。流亡藏人的很多教育機構，都不是「流亡政府」直接投資，而是依靠西方的善款資助生存。
由此可見，在藏人離開西藏的生涯中，他們分散眾多區域居住，成為「流亡的大西藏」，一直以來實行自治，但主要集中在宗教、文化、教育、衛生的高度自治，極少行政管理的自治，沒有解決就業的壓力，沒有城市建設的規劃，也不會為通脹或者經濟過熱傷腦筋。即使仍保留幾千上萬的藏軍隊伍，也被印度政府徵召上印巴前線去了。在印度生活了49年，達賴喇嘛從來沒有要求將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聚集在一起，沒有這樣的條件，也沒有這樣的需要，因為達賴在印度創導和實行的就是「文化自治」。
雙方會談可從宗教文化入手
事實上，達賴喇嘛在印度實踐了近50年的「大西藏」 「文化自治」，積累了相當的經驗。這樣的「文化自治」，比目前中國境內所有藏族區域的管理權限都要小得多。況且，達賴更規定，所有進入「流亡政府」的公務員，至少要考兩門語言，一門是藏語，另外可選英語或者是漢語。也就是說，達賴喇嘛的自治並不排斥漢語及漢人的參與。
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願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實行西藏自治，那麼，西藏文化也就是中華文化的寶貴資產，保護西藏文化也就是保護中華文化。由此出發，中央政府與達賴的對話，就應該是文化對話更多於政治對話，宗教的會談更多於行政架構的利益。即使達賴擔憂的藏人受不公平對待的問題，在一個國土中，北京也會，且應該採取相應的保護措施。
假如達賴喇嘛在印度所實踐的「文化自治」，就是達賴在談判中所提出的「大西藏」概念的雛形，北京是否應該對「大西藏」概念的外延和內涵進行新的審視？達賴方面是否也應該就所謂的「大西藏」概念，作更為清晰的闡釋，在內部形成更強的共識？在新的歷史時期，學界是否也應該就這種持續了近50年的「大西藏」「文化自治」模式，與北京目前實行的西藏自治政策，進行深入、細緻的比較、分析，甚至理論探索？保護西藏文化、宏揚藏傳佛教，本為北京既定政策。若能繞開政治體制和行政管理的死結，從宗教、文化角度入手來探討解決西藏問題之路，逐步建立互信的基礎，相信會更有利於雙方的對話。（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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