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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張愛玲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充滿香港的傳奇色彩，一個大都市的淪陷，往往是她文字創作的靈感泉源。(下圖)電影《傾城之戀》。
鄒芷茵
1、用腳走進「張愛玲研究」的夾縫
於1943年至44年間，張愛玲寫下了一些提及香港的作品，包括小說《沉香屑 第一爐香》（1943年）、《沉香屑 第二爐香》（1943年）、《茉莉香片》（1943年）、《傾城之戀》（1943年）、《連環套》（1944年）及散文《公寓生活記趣》（1943年）、《燼餘錄》（1944年）。《第一爐香》中有云：「香港山上的霧是最著名的」，而張愛玲的香港書寫也好像這些山霧一般，存在大量詮釋、考證、研究的未知與可能。今天，我們也應趁著祖師奶奶口中的風景尚未消散之時，親身踏在這些地方上，從文學散步中重新發現「張愛玲研究」的夾縫小徑。
2、港大女生的眼睛：張愛玲所經驗的「香港」
張氏當時的生活經驗是理解有關作品中那「香港」的關鍵。縱觀有關作品，讀者不難發現張氏在每篇作品中對香港地誌的取材均十分相近：
作品 文本時空 香港地誌
《第一爐香》 戰前的香港 半山、淺水灣、大學、山頂、灣仔
《第二爐香》 香港 （華南）大學、山頂纜車站、高街、九龍對岸
《茉莉香片》 香港 （華南）大學、山頂
《傾城之戀》 淪陷前後的上海及香港 淺水灣飯店、九龍、青衣島、跑馬地、巴丙頓道
《連環套》 1894年的香港 山頂、薄扶倫修道院、英皇道、九龍、元朗鎮
《燼餘錄》 淪陷前後的香港 香港大學、大學宿舍
《公寓生活記趣》 香港 香港山上、電車廠
以上作品對「香港」之描寫主要取材於香港大學、薄扶林一帶的半山地區，或以淺水灣、山頂這些著名景點為小說、散文開展的主要場景；而九龍、新界地區則只略略提起。張氏於1939年從上海來港，入讀香港大學至1941年時，香港淪陷，遂於1942年回到上海。由於張氏的大學生活以「香港大學」所在的西環一帶為主，鄰近半山區域或香港大學附近的高街、巴丙頓道；因此，張氏對上流社會、異國風情的描述應與她本身的生活享受無關，而更近於她從四周環境、在學人事見聞中得到靈感的。
儘管張氏時常反思殖民社會與現代城市的問題，她卻沒有以半山生活環境、大學生華洋共處生活作為抨擊「上流社會」、「殖民文化」的象徵之明顯意圖；這些地誌之所以在張氏的小說中出現，應更與張氏在學時的所見所聞有關。由此可見，若從「地方」（place）的角度而言，張氏的作品主要從香港上流社會書寫來展現她對香港生活的記憶 —— 這記憶受她曾身處的空間所限，若只有「歌頌上流社會」或「抨擊城市、文化」這兩種詮釋極端，似乎皆未能中的。
3、圈定「城市」的範圍：四十年代的「維多利亞城」
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張氏提到《第一爐香》、《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及《傾城之戀》是為上海人寫的香港傳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於張氏的心目中、可理解的範圍內，四十年代香港的「城」究竟指哪些地方？關鍵在於張氏那「寫它的時候」。
張氏剛從香港回到上海的一、兩年內，便完成了有關香港的文學創作，筆下的「香港」也主要指1939至1941年（張氏首次旅港期間）內所經驗的香港大學一帶。1840年以後的殖民時期，香港島主要的發展可分為幾個重要的部分，港島北部即現址中環、金鐘一帶的地區，是重要的軍政中心；因此，商業住宅區只能循政府山以西及兵房以東地區拓展，形成分隔的中環和灣仔區，這種城市發展成為了港島發展的雛形，以上地區後正式命名為「維多利亞城」（City of Victoria，下稱「維城」）。至1880年以後，九龍半島的旺角、尖沙咀、紅磡沿岸一帶也開始拓展，香港的城市發展才漸漸從維城擴張開來了； 直至1939年，維城人口仍佔全港總人口的42.9% （詳參馮邦彥《香港地產業百年》、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 。Thomas R. Detwyler and Melvin G. Marcus曾在「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說明「城市」與「城市化」的分別：「城市」（City）指某一個特定地方，而「城市化」（urbanization） 指「城市（city）增長的過程」。在四十年代時，香港已經「城市化」的「城區」（urban place）實指「維城」一帶，而非整個「香港」的版圖；因此，從張氏的地誌書寫來說，「城」的觀念應指已經「城市化」的「維城」，而非整個「香港」。
「一個大都市傾覆了」（《傾城之戀》），但四十年代的「香港」不等於四十年代的「香港維城」。「維城」在香港淪陷時變成敗瓦頹垣，這是就城區而言的；對於香港的「郊區」（suburban）來說，這種「傾覆」似乎並不會造成驚天動地的震撼。有論者批評張氏有關香港的作品少見平民百姓，與曹聚仁在五十年代寫成的《酒店》不盡相同；然而，曹聚仁身處五十年代的香港，寫的又是九龍彌敦道的酒店、鑽石山的木屋區，我們怎能把張、曹作品相提並論？雖然有關香港地誌的作品與其殖民時間關係密切，但一個「地誌」在特定時間下的空間意義，同樣為小說景觀的重要成分。換句話說，只有在港島的小小世界裡，我們才能稍稍感應在張氏筆下那戰時香港與電車的原始荒涼。
4、無處不在的蒼涼與啟示
張氏於《燼餘錄》曾提到，「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對她產生了「切身的、劇烈的影響」。除了「戰時」這個時態以外，如讀者能對「所見所聞」有著更具體的圖境，或許能拾得更多張氏筆下的「香港」碎片，她的作品與香港地誌的關係也誠為「香港文學」研究的一種「啟示」：不論就文本時空還是創作時空來說，我們依然面對「與香港之間已經相隔了相當的距離」的問題，然後四出找尋可能到達「香港文學」的道路。除了淺水灣外，我們還可在尋常百姓家中重蹈張愛玲的覆轍；她心目中的「吃的喜悅」，並不單單來自露台與紅茶；有時也發現於盡是冰屑子的冰淇淋裡。（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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