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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目前這個發展階段，從政府的領導人一直到學者都非常關注中華的偉大復興。我想這也是一兩百年以來中華的仁人志士，哪一個都是日思夢想的。「綠色GDP先鋒」是大家對我的褒獎，我本人覺得實在不敢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位卑未敢忘憂國，作為中國的一分子，只是希望身體力行地能多做一些。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作為訪問學者到美國去學習，1983年底回國。當時正好聯合國為了考慮21世紀人類在全球怎麼發展的問題，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當時挪威的首相。委員會在世界上聘請了二十幾位專家，為委員會提供智力支撐。當時中國生態學的創始者之一馬世駿教授被聘為專家組的成員，馬先生在我要歸國前親筆給我寫了一封信，希望我與他一道共同參與這個工作。回國後，我們兩人每個禮拜都要碰面兩三次，分析世界發展的走勢，分析中國發展的階段和國情，分析可能遇到的挑戰和困境等，一直堅持了近四年。到1987年，這個委員會發佈了非常著名的文獻《我們共同的未來》（亦稱布倫特萊報告）。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見解也反映在內了。該報告發表5年後，1992年聯合國根據這個報告的建議組織召開了一個世界首腦會議，發表了著名的「里約宣言」，完成了世界可持續發展的行動綱領：「21世紀議程」，100多個國家首腦共同簽署了文件，這就進入了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第一個階段。1994年，當時中科院院長周光召和華人科學家李政道先生找到我，委託我組織一個名為「21世紀中國的環境與發展」的高層研討會。論壇舉辦得很成功，提出了中國的「綠色戰略」，應當說對促進國家決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95年十五大和1996年全國人大正式通過將「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作為兩大國家戰略……只能說在中國推動可持續發展，推動綠色發展方面我們可能走得比較早一點，但其他的學者也十分關注，它應當是這個時代的一批人在做貢獻。
1996年以後「可持續發展」戰略越來越深入人心，直到2003年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這是對可持續發展的結晶和昇華，並成為整個國家發展的指導綱領，指導思想，以及各項工作的統領。2007年9月，國際授予我一個大獎，稱「國際聖佛朗西斯國際環境大獎」,表彰我在二十多年當中持之以恆地推動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成績和貢獻。當然這個獎項不是對我個人的表彰，應當是對整個中國走出這條道路的一種肯定。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我對國家的發展有自己的責任感，帶著這種責任感來做我的研究和推動工作。應當說我做了一些事情，這些事情和我本人的理念和人生觀是息息相關的。我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夠投入到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不斷上升的道路中去。這就是我的一貫想法，而且我覺得只有學以致用，研究的成果能為國家所用，才是自己的最大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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