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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所決定的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重大政策措施，將大大激發中國億萬農民在2009年及嗣後幾年的消費、投資和生產意慾。這對於正面臨外部經濟條件急劇惡化、出口市場明顯萎縮的中國，既是增加內需以確保今後幾年國內生產總值保持不低於百分之八實際增長率，又明顯增加農產品供應以遏制通脹的「及時雨」。
2008年10月9日至12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眾所周知，30年前，中國改革是率先由中國農村開始的。以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並取消生產隊、生產大隊、人民公社三級集行政和生產於一體的管理經營體制而代之以村、鎮、鄉三級行政架構為主要內容的農村和農業改革，極大地解放了當時中國億萬農民的生產力，顯著地推動中國農村和農業在短時間裡改變面貌，為中國的改革推向城市和全國，為中國的改革伴隨對外開放，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近年農村改革明顯滯後
然而，由於多種因素，近幾年來，中國的農村和農業的發展明顯地滯後於中國的城市和第二、第三產業及第一產業其他行業的發展，中國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明顯不如中國城市居民。
2008年8月29日，中國農業部部長孫政才在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作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穩定增收情況的報告中披露：近幾年是中國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幾年，卻也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幾年；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一年；而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至3.33：1，絕對差距達9,646元，是改革開放30年來差距最大一年。尤其，2008年以來農民增收的不確定因素增加，實現全年農民收入快速增長的難度較大。
克服中國農業與其他產業或行業、中國農村與城市、中國農民與城市居民之間嚴重不平衡的治本之道，便是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農村改革的新舉措。其中，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是30年前開始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深化和發展，為中國農業由家庭為經營單元向著現代化大規模集約經營提供不可或缺的制度條件。可以說，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畫龍點睛」之筆，換言之，一旦農村新的改革完成，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大功告成；這也是中國農業和農村向更高水平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一旦中國農業推廣現代化大規模集約經營，中國的城市化就將取得重大突破，中國經濟就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毋需贅言，中國執政黨採取如此重大改革舉措是長時間醞釀的結果，正如不少評論所分析的，既需要克服來自中國執政黨內外不可低估的「左」的阻力，也需要避免有關改革被引向右的方向和道路。另一方面，其決定付諸實施恰逢當前全球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則對於中國爭取2009年及嗣後宏觀經濟較快穩定增長並控制通脹，不啻「雪中送炭」。
凡是對公共政策有所了解者都明白，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效應都可以分為「初級效應」（primary effects）和「次級效應」（secondary effects），前者是直接而強烈的，後者則是間接而遞減的。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例，30年前剛推行時對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刺激作用最大，嗣後，便隨時間流逝而遞減。因此，需要擬訂新的改革部署，賦予中國農村、農業以新政策來刺激農民的積極性。
保持增長 遏制通脹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所決定的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重大政策措施，大體上可以說，將是從2009年開始付諸實踐，意味著將大大激發中國億萬農民在2009年及嗣後幾年的消費、投資和生產意慾。這對於正面臨外部經濟條件急劇惡化、出口市場明顯萎縮的中國，既是增加內需以確保今後幾年國內生產總值保持不低於百分之八實際增長率，又明顯增加農產品供應以遏制通脹的「及時雨」。
中國農村改革發展前景，中國經濟畢竟尚未完全與全球經濟接軌，尤其，人民幣尚未在中國國際收支資本項目下實現可自由兌換，使中國較之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或地區更能承受全球金融危機打擊。與中國經濟尚未完全與全球經濟掛鉤相適應的是，中國政府仍對宏觀經濟擁有一定的行政調控權力和能力，使中國政府在面臨如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天災」和全球金融危機特大外部「人禍」時，能採取行政措施來組織全國力量共同應對，或者實施行政措施來調控市場以穩定價格。因而，我對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能夠經受當前全球金融危機衝擊、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測今明兩年分別保持9.7%和9.3%的經濟增長，懷抱信心。（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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