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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就經濟層面而言困難不大，香港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一國兩制」，即便經濟轉型都與「一國兩制」關聯。倘若不是在認識和實踐「一國兩制」上搖擺不定，如今，面對「百年一遇」的全球經濟危機，香港怎麼會無法緊緊依靠國家主體，而以其單薄的經濟結構如同一葉扁舟任憑狂風惡浪打擊？
在人類歷史上，凡發生經濟政治社會急劇變遷，思想激變——或作為先導，或作為總結——總要相伴。而在偉大歷史變革（簡稱巨變）期，思想巨變總是既作為先導又作為總結，始終展現其波瀾壯闊。
站在2008年11月初，我們很難對正在發生的全球巨變做全景式的詳細展望，因為它尚在展開。在思想領域，有一點則已顯露：主宰了西方世界近百年的崇奉自由市場經濟的傳統觀念已然裂變；同時，隨著國際金融和經濟秩序重建以及國際政治格局相應變遷，不同思想觀念的磨擦和磨合將揭開人類現代思想史的新一頁。
香港雖然小，對於人類正在發生的歷史巨變的貢獻，在很大程度上將融入中國作為佔人類五分之一人口和當前全球經濟總量第四位的大國對人類應有的貢獻；然而，香港正在探索的「一國兩制」則是當代人類具特殊意義的嘗試。因此，在香港，思想因時巨變還包括對於「一國兩制」新的理解。
各界憂慮香港的現狀和前途
伴隨香港金融市場的劇烈動盪和經濟氛圍的急速惡化，香港媒體已開始紀錄香港思想界的躁動不安。
以下，是我有限的閱讀所見到的若干篇頁——
2008年10月20日，在新力量網絡和美國全國國際事務民主學會聯合舉辦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最新施政報告的論壇上，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教授指出，曾蔭權先生的最新施政報告顯示香港正在政府和市場之間徘徊，並已走出過去的教條，同意政府有其角色，而政府正嘗試走出過去的思維模式，但未知去向。（《信報》10月21日頁7）
10月22日，公共事務顧問盧子健在《明報》A8發表《香港來來去去只在走一條路》，批評香港「一直走所謂自由經濟的道路」，認為「香港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在3條道路中作選擇，而是首先要推翻自由經濟理論在意識形態上和政治上的霸權，……探索香港前進的方向」。
10月27日《信報》頁35發表馬國明的《香港的理念和理論貧乏症》，指出「當前的金融風暴清楚說明香港社會一直奉為命根的資本主義體制其實是一套極之不穩定，隱藏多種高風險的體制。」1990年「蘇聯的瓦解正式標示一個年代的終結，亦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一個新局面；如果當前的金融風暴同樣標示一個年代的終結，亦有可能開啟另一新局面，香港應如何自處？」「令人遺憾的是，香港社會根本沒有足夠的理論裝備來探討這種新的國際形勢。」
10月27日《信報》頁12發表蕭若元的《香港的希望》並在10月28日《信報》頁11以《建立真正民主右派》為題將全文續完。10月27日文章尖銳地指出：「這世界在世紀之交時，經濟方面所經歷的最大變局，是中國的崛起。這個佔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國家的經濟奇跡性的增長，使世界的經濟佈局出現結構性的變化，香港有沒有、能不能在政治上、經濟上作出相應的改變、去適應這個變化呢？答案是沒有，和不能。」
這裡引述上述各文的若干論斷不等於筆者贊同這些文章的基本觀點。但有一點是理解和首肯的：這些文章的作者都對香港的現狀和前途表達強烈的憂慮甚至不無激越的感慨。
部分人仍未能擺脫舊思維
坦率地說，即使面對如海嘯般鋪天蓋地襲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在香港，仍有為數不少的一部分人依然活在過去。他們的服飾是過去的，他們的生活方式是過去的，這一切不是問題；問題在於，他們的思想和思維方式是過去的，已明顯與現實脫節。他們如果只是管一個家庭，則對香港社會無傷大雅。但若他們之中某些人擔當某一項重要的職務，則會對所主管的機構或業務產生不容低估的負面影響。
在上引諸文中，蕭若元文章分析了「一國兩制」的制度性問題並提供了作者及其同道者的解決方案。其他文章則最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一國兩制」的內在矛盾。
多年來，我反覆講一個觀點：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就經濟層面而言困難不大，因為，在經濟上香港不處於全球領先的位置，可以向其他已向知識經濟轉型的經濟體、尤其與香港條件相近的學習；香港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一國兩制」，即便經濟轉型都與「一國兩制」關聯。倘若不是在認識和實踐「一國兩制」上搖擺不定，如今，面對「百年一遇」的全球經濟危機，香港怎麼會無法緊緊依靠國家主體，而以其單薄的經濟結構如同一葉扁舟任憑狂風惡浪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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