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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相遇》
作者：周保松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年11月
文：彭礪青
周保松博士曾於《明報》、《信報》、《思想》、《讀書》、《書城》、《二十一世紀》等各大報章雜誌撰文，這一次將所寫文章結集成書，文章議題雜陳，有些是作者撫昔往事，如從國內農村來港後的生活，如中大求學怎樣認識陳特教授，有些是作者撰文紀念北美的政治哲學家諸如羅爾斯、金里卡、諾齊克等人，有些是作者寫給政治與行政系同學的書信，也有些是作者對香港資本主義單一價值觀的反思和批判。
書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章，應該是〈活在香港：一個人的移民史〉，因在香港投稿無門，作者投到台灣報刊，豈料一石激起千重浪，反應熱烈。周保松在這篇文章裡剖白自己的新移民經歷：父親在1981年來港，於是他也在1985年來港，並住在擁擠的深水埗舊區。對國內的美好憧憬，加上資本主義社會的醜惡面貌，令作者強烈反對父親來港的意願，父子倆甚至經常因此激烈議論。作者對新移民社群的關懷，對政治哲學的熱忱，說不定也是童年思想的折射。
但作者很快便看到香港的矛盾特質，香港雖然「經濟掛帥」，但自由的氣氛卻令他們很容易接觸到文學作品及外國思想。他們來自知識渠道匱乏的七十年代中國，面對林林總總的精神財富和咄咄逼人的經濟現實，有人選擇商學院卻又捨不得精神的探索，最後仍然回到人文學科，周保松是其中一個例子。因此，周保松亦深刻體會香港單一價值觀的悖謬，以致念念不忘地呼籲要建立「文化多元」的社會。
作者從自己的移民經驗出發，指出香港社會崇尚僅有「工具價值」的「經濟人」，漠視人的政治及文化需要。要令社會撥亂反正，就必須提倡一種真正具人文精神的教育。大學的目的乃是要培養「自由人」，自由人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能力。作者提到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對學生的一番講話，福斯特並沒有反對畢業生追逐財富，只是指出他們有自由選擇哈佛或華爾街價值，而只有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才能協助畢業生反省人生。福斯特說博雅教育在哈佛價值和華爾街價值之間應持中立態度。但周保松議論說，如果不培養獨立思考和明辨是非好壞的能力，就無法知道這種選擇的自由是否正確，如果身處的社會只有一種強勢價值，那麼選擇空間便十分狹隘。我認為這篇〈個人自由與意義人生〉正是周保松的核心意見。對福斯特的修正，恰好表明他那執著於「正義」與「真」的自由主義者立場，認為任何抱「中立價值」的「自由放任」社會，最終只會鼓勵消極及不道德的生活。
在成長路上，周保松不也遇到過選擇的困境嗎？讀到作者在思想上的探索，我發現蘇格拉底在審判時的自辯，深深打動了這位尋找意義的知識青年，在放棄商科、修讀哲學後，他又選擇政治哲學作為學術的志業。在寫給中大政治系同學的書信中，這位老師不忘以韋伯的文章〈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諄諄告誡他們：大學提供的人文教育，就是要用來關心、回饋社會，故此大學生都不應妄自菲薄，沉迷物質金錢。
周保松深受亞里士多德的政治觀影響，相信「人（異於動物）的價值」，乃是群居、群治的政治特質。由是之故，政治是關於所有人的事情，是以公義維護所有人利益的重要學問，所以政治哲學的教育就成了改變香港社會風氣，以致促進民主的重要一步。追求關懷社會、反躬自省的人生，無論在香港還是其他社會，都不是多數人所為，然而這卻是政治生活和民主參與的前提。
教育也很重要，全書主題，除了新移民問題外，大抵就只有「政治」和「教育」了。作者認為教育應該將人從一種狀態，帶到另一種（更好的）狀態，而不是香港社會的理解，即能為社會所用。本身不是新儒家的周保松，目睹以儒家經典作為格言的大學教育，正日漸淪為捨本逐末的商業行徑。作為一位教師，作者既前瞻未來，亦為現狀而憂慮，當這份憂慮被現實兌現，就發乎文字，並希望藉此與讀者「相遇」，這樣說來，《相遇》又很有「立言」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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