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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總理遺言」驚人真相
沒有一個人對這份「總理遺言」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而每一個抄錄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傳給他們周圍的人。就這樣，這份僅僅是出自杭州汽輪機廠一位23歲小工人之手的所謂「總理遺言」，卻冠以周恩來的名字在短短的時間內像滾雪球一樣迅速地傳遍了幾乎整個中國。
傳播兩月 一周落網
兩個多月後，當全國都在傳誦周恩來的「總理遺言」時，中共中央發出了緊急電話通知，通知宣佈：「總理遺言」是偽造的，是一份蓄謀的「反革命謠言」，要在全國範圍內徹底追查。國家公安部為此專門發了文件。
事實上，憑着公安部門傑出的偵破手段和蛐蛐兒李君旭的極其幼稚，追查通知發出不到一周，「遺言」製造者蛐蛐兒就被公安局網入囊中。事情至此本來可以迅速結案，然而，有關方面沒有一個人相信這樣一份轟動全國乃至世界的「總理遺言」居然會出自一個年僅23歲的青年工人之手，在中央高層當時重權在握的某些人看來，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上面下令繼續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隱藏在幕後的策劃者揪出來。
疲勞審訊 掘「驚天大案」
對蛐蛐兒的輪番疲勞審訊開始了，他們不讓蛐蛐兒睡覺，整天用一百支光的電燈泡照着他的腦袋，有好幾撥人倒換着反覆問他同一個問題：「遺言」的真正製造者是誰？千百次的追問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終於，他說出了袁敏（本書作者）哥哥的名字。
在公安人員看來，整個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當時，中央高層內部鬥爭激烈。以「四人幫」為代表的一方認為：「總理遺言」這樣大的政治案件顯然隱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蛐蛐兒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顯然不符合上面追查的要求。
袁敏哥哥在上海被抓後，公安局挖地三尺般的抄家大有收「穫」。他們在袁敏姐姐房間一張寫字檯的抽屜裡發現了一疊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個名字—阿胖。原來兩人正在談朋友，而阿胖的父親時任浙江省委領導，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參加周總理追悼會並面見鄧穎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領導之一。「審查」就此「定案」。該案涉及七個家庭，關押要犯12人，受此牽連的「傳抄者」更是無數。（二）
（摘自《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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